马兰将要带队的交易是用武器换马和粮食以及大牲口，交易的对象则是总兵方国安的一个部下。
方国安的这个部下，也算是李平的熟人。
这人正是李平刚到襄阳救人时碰到的借抓奸细之名进行封街打砸抢的把总黄成东，李平与他有过一面之缘，还有过简短的交流。
这家伙，胆子大，也敢胡作非为，但估计后台并不是很硬，否则当初也不会被方国安拿出来当棋子试探了。
但当棋子的经历显然也成就了他，黄成东混的听说也很不错。
后来，胡忠山还与这黄成东的部下换过几回东西，虽然东西都很少，但也算是结下了“交情”，起码彼此间更多了点儿的信任。
当然这些事，方国安应该都不知道，这种杂事他也懒得管。
马兰用来交换的武器并不是什么都有，而是只有柳叶刀一样，数量也不大，只有一百二十把。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粗盐。
之所以选择柳叶刀是因为这种武器流通大、用的多，尤其是从日本进来的精品造价格高、出手快。
而李平会有精良的柳叶刀则是因为他有平炉，可以生产真正的钢材。
柳叶刀出现于明代的中晚期，是曲刀的标准刀型，也是明晚期军队大量装备的一种腰刀。
它通常全长约1米左右，刀柄为直柄，长20厘米左右，刀身从根部开始弯曲，形似柳叶，弧度大，刀尖部宽。
温和的曲线沿着刀片，令柳叶刀减少了逆能力，同时有效的增加了削力。不过相对于与之差不多弯曲度的日本刀，柳叶刀的刀片宽度要广阔得多。
但柳叶刀的曲度又是适度的，即使刺击精度稍逊但总体影响却并不大。
因为这些特性，柳叶刀在出现后很快击就败了长剑和直背刀，并被明朝的骑兵和步兵们广泛喜爱。
雁翎刀的逐渐淡出也应该与此有关。因为在白热化的近战中，砍相对于刺来说是一个更加本能的动作。尤其在中国此时的各方军队重甲披挂率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砍杀伤往往足以致命，刺杀的优势效果体现并不明显。
根据英国作者乔治.法默在1844年他的《轻龙骑兵》一书中作过的统计，习惯用较平直刀进行刺杀的法国人与习惯用弯曲度较大刀进行劈砍的英国人在重伤比例上其实相差不大。
因而，更有利于砍的柳叶刀在明末越来越热也就不足为奇。
不过，由于宋亡的缘故导致中国在兵器铸造生产技术上出现了大倒退及部分技术流失消亡等问题，明代的兵器生产水平一直不高，因而大多数柳叶刀的质量并不敢恭维。
这时，保留了比较全面铸剑工艺的日本刀也因此大量进入中国，并且因质量上的优势而受到推崇。
日本人贩刀的主因是利润，五倍于其国内的利润。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就说：“一把日本刀在日本仅值八百至一千文，而明朝给价高达五千文。故日本以朝贡为名，将大批刀输入广东以至中国各地，赚取巨利。”
在1432年之后，日本人仅通过正规的十一次进贡贸易就带入了贡刀约20万把之多，走私的当然也少不了。而到了明末战乱之时，因需求巨增，走私也更甚，当然利润也有所下滑。
为了与时俱进，明晚期走私进入中国的日本刀有不少都是柳叶刀，而不是很多人通常以为的武士刀。
而且为了扩大产能，很多日本生产的柳叶刀也都是速成产品，质量上更是参差不齐，毕竟好刀是需要时间和好的匠人的，而几万甚至于几十万的量是没法保证质量的。
李平卖刀，同样是为了利润，为了巨额的利润，就像精盐一样。
日本人有铸剑工艺上的巨大优势，李平则有材料上的巨大优势。而好钢造好刀，李平自然可以生产相对质量也好很多的刀，并产生暴利。
选择柳叶刀来进行生产和交易主要是考虑可以比较容易混淆视听和胡说八道。怀璧其罪，暴露钢材的生产能力对李平目前的地位来说实在是风险太大。
唯一不好解释的就是这好刀的数量稍微有点大，不过好在战乱之中，来路莫问，只要你有好货就是硬道理。
只不过，商人就不能是卖刀的首选了，卖给军队和正要准备作战的军队更容易获利。
马兰与黄把总交易的地方也不是荒郊野外，而是直接选在了襄阳城南的民居中。
这里紧挨着襄阳城，双方支援起来都很方便，而且也会有很多顾忌，不用过多担心彼此黑对方。
在荒郊野外，那才会容易说不清楚和出意外。
在一个院子里，马兰让手下把12捆柳叶刀（每捆10把）就放在院子里的地面上，他自己则盘腿坐在院子当中的石磨盘上看着把总黄成东在那里一把把的试刀。
马兰自己的刀就放在他的腿边，并且还在刀鞘里，他并不怎么担心。
双方的人大都在院外还有隔壁的一个更大的院子里，那个大院子里有黄成东带来的大牲口和粮食，也有马兰带来的粗盐。马兰的手下赵冬冬正带着人在那里检查和清点。
靠着城池、人员散布、又谁也围不了谁、人数上更是谁也不占据绝对优势，想不惹人注目一个不漏的干掉对方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只有神经病才会起别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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