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夏天，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中国探索未来去向的时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经验似乎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中国人那时候对于日本模式的羡慕感情，远远大于日本对于中国做了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瞬息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因此它值得钦仰。
在北京的满清政府看来，日本完成了崛起，但却没有抛弃先前的传统。他们对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在革命党人眼里，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者看到亚洲人终于可以战胜西洋人了。前提是，必须万众一心地去铸造民族精神。
接下来，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给了中国人宣泄的渠道，商人首先而起，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此前，在清政府看来，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而且是时刻准备帮助中国的。他们长期企求通过美国人，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难题。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中国政府发现，每当需要美国人国际援助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美国高谈阔论式的友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政府的微妙态度当时似不可查，而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却是从之前的美国梦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效法东瀛。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已经在这一年失去了中国。于是，这一年，上海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号召，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总统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
但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则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七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高潮。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两千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两万五千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
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到了七月底，在首先发起运动的上海便出现了分化。
在抵制之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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