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当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歌声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强掩倦容，还在与对面的来客，广州将军增祺在叙谈着。
“皇帝逊位了，太后过于软弱，满人的江山算是完了。”锡良摇着头，低沉地说道：“我在西南与革党打了那么长时间，早就向朝廷启奏，速调北兵一举剿灭。但是——”
增祺缓缓闭上了眼睛，也不知是悲哀还是庆幸，半晌才睁开眼睛，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东三省的军队，你还能控制吗？”
锡良点了点头，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双手神经质地绞在一起，低头不语。
“西安的惨事，你知道了吧？”增祺似乎还心有余悸，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革命军虽是要推翻朝廷，但还是有纪律，有组织的。若是乱民蜂起，恐怕就难以控制了。”
联合阵线主导的革命军是纪律严明的，他们在光复的地区并不对放弃抵抗的满人实行屠杀政策。所以，广州、江宁、武昌等地并没有暴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的事情。但还是有革命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比如西安。
西安的所谓革命党十之八九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于是，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但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
而在革命席卷之初，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各地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谣言随之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满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
当时，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
当时随处可见的情形是：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甚至在北京，满族妇女也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而革命军在光复以后，自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自谋生路；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从广州到南京，还到了杭州，我是看到了革命军怎么对待咱们满人的。”增祺低着头，沉重而缓慢地说道：“临时政府的随员天天跟我讲清兵入关时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讲着讲着，他便痛哭失声。我，我也——”
锡良听到增祺哽咽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长叹连声。
“相对于祖先的罪孽，革命军不杀不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增祺抹了下眼泪，说道：“为了满人不作无谓的牺牲，为了以后能抬头做人，我才来到东北，愿作说客。临时政府的抚满政策，你也看了，何去何从，我也不多说了。东北三省的几十万满人的日后祸福，便看你的了。”
旗人也是中国人，对于多数旗人来说，他们也爱国，他们也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同族的少数人掌握的政权被推翻，在新的国家里当然会受到某种程度上敌意的对待。他们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历史上两次满蒙独立运动，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原因。
孤立一小撮，团结争取大多数，将敌对面尽量缩小，一直是陈文强做事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在多年的潜移默化中，也被复兴会首脑们所领会并赞赏。
宗社党当然是顽固守旧的敌人，而政府对旗人采取一些优惠政策，甚至可以组织一个和平的、倾向政府的组织，与之争夺旗人之心，尽快使国家安定，也未尝不是一个策略。
锡良陷入了长长的思索，好半晌才缓缓睁开眼睛，似乎已经做出了决定，眼睛里射出了厉色。
“好，为满人日后着想，为还在京城的皇上和太后安危着想，我愿与革命党接洽。”锡良把牙齿咬得咯咯响，“大清虽然完了，可我绝不能向昔日的奴才，如袁贼、曹琨、姜桂题等叛逆投降。”
这不仅是个选择，还涉及到了体面问题。革命党对满人还算是仁慈的，向他们投降，或许以后能对满人好一些。当然，宁予外人，不给家奴，这条祖训也在起着一定的影响。
增琪暗自松了口气，又继续说道：“革党虽与兄在西南交战经年，但份属敌我，本无仇恨可言。革党对兄的清廉公正还是很钦佩的，愿委兄以旗人安抚使一职。如何引导旗人自食其力，还望兄把各项措施写出来，临时政府将尽财力、物力、人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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