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外请来的那几位技术高超的画珐琅工匠之外，还有一些国内的工人同样也受雇于御用玻璃厂，据记载他们大概来自我国的两处著名的玻璃制造中心，鲁省博山和岭南，这其中博山在元代时期就已开始生产玻璃。
而且，康熙清宫档案还记载了御用玻璃厂中两名岭南籍工匠的名字，他们为程向贵及其家中学徒周俊，据载他们于1709年进宫，1715年返回岭南。
清宫档案亦记载另外两名欧洲传教士对玻璃厂建树良多，一为法兰西耶稣会士纪文，他于1740年来到华夏，在进入修院前，他已是玻璃及水晶工匠。
他以钟表匠及玻璃匠身份来华，乾隆皇帝令他效命于圆明园玻璃作，专门生产不同颜色及质料的玻璃、欧洲式玻璃，以及宫廷使用及陈设的华丽装饰玻璃。
另一位耶稣会士玻璃匠汤执中亦来自法兰西，他出生于鲁昂，1727年进入巴黎的修道院，1730年曾往加拿大，1735年返国，1740年才启程到华夏。
他曾在鲁昂的玻璃坊工作，可能是皇家作坊，擅长制造玻璃片。1741年他抵达华夏，即奉诏于蚕池口玻璃厂工作，为期逾两年。
根据乾隆时期的档案记载，那些玻璃器应该都先在蚕池口的工厂完成烧造及吹制玻璃的工序，随后再到圆明园作坊再进行彩绘。圆明园作坊是制作最精美玻璃器之所，亦受皇帝亲自监督。
现在，楚琛可以肯定包括自己手中这件笔筒在内的若干相关的存世玻璃器，应该都是于1736至1758年间乾隆朝玻璃制作鼎峰期间由圆明园作坊绘饰。
这一点，从现在英伦大维德爵士珍藏的几件料胎画珐琅器，就可以看得出来。
比如，他手中的这件笔筒，和大维德珍藏的那几件山水画料器，以画技来看，风格的绘画的技艺方面基本没多少差别。由此也可以看出，这些笔筒虽不是出自同一画师的手笔，但应在同一作坊彩绘。
另外，大维德珍藏的料胎画珐琅器都磨琢出双方框四字楷书款，一些刻字内留着蓝彩痕迹。而楚琛手中的笔筒也同样如此。
把玩欣赏着手中的笔筒，楚琛内心一直赞叹不已，从整休来看，这只笔筒的高度虽然只有7.2厘米，但笔筒上的山水却表现的淋漓尽致。
其中在笔触上也极好的表现出多样的技法，山石的皴笔层次清晰，树木依种类不同或用点簇或用夹叶。彩墨结合，以墨笔为骨干，以青绿为主调，间杂些许鲜红，由于釉料的缘故色彩比之绘画又多了一分鲜亮明快。
其构图疏密得体，层次分明，景物错落有致，颇得章法，笔触运用自然灵活，渲染皴擦，格调清新，别具艺术魅力，整体画风富有清代宫廷山水画惯有的严谨富丽，文雅含蓄的特点，令人观之悦目，赏玩不尽。
除了料胎和绘画上体现出来的高超技艺之外，因为当年的历史原因，也为这种料胎珐琅器增添了不少价值。
当年，随着汤执中和纪文这两位外国专家在1757至1758年相继去世，这门技术在1758年以后就开始走下坡。到了乾隆二十五年也就是1760年后御广产量骤减，工匠们再没有像早期时的创新意念，也再没出产如楚琛手中这件笔筒一样的精品。
而因为料胎画珐琅，这门技术要求极高，在1736至1758年间的制作鼎峰期间，楚琛手中的这样的精品，其实并没有生产多少件。如此种种，这么一件稀世精品，就算不能说是价值连城，也算得上是众多藏家可遇不可求的珍宝。
而这么一件价值不菲的珍品，楚琛现在就有些想不明白，沃伦为什么会把它就这么放在博古架上，难道不成他把这件笔筒当成是赝品了？
这也不对啊！就算他这两天不是请其他专家来鉴定过了吗？难道这么一件有一眼的珍宝，专家都会当成是赝品？
“难道是？”
正当楚琛想到了其中的一个可能时，站在旁边的沃伦就笑着说道：“楚，这件笔筒漂亮吧？”
“确实不错！”楚琛笑着点了点头，随后问道：“沃伦先生，冒昧的问一句，不知道您这件笔筒是哪得到的？”
沃伦笑着回道：“这是有一次，我帮朋友一个忙，对方送给我的。怎么样，很像是大维德爵士珍藏的真品吧？我告诉你，不单单是你，前天我请来的一位专家看到这件笔筒时，一开始也非常惊讶，后来他仔细看过后才说是赝品，不过也还是大加赞赏，说是仿的非常出色……”
说到这里，沃伦马上反应过来，有些不好意思的向楚琛笑了笑，虽说他请专家的事，双方都心知肚明，但当面说出来，多少对楚琛有些不那么尊重。
楚琛微微一笑，他对此事并没有在意，毕竟沃伦心里并没什么恶意。
另外，从沃伦的介绍中，楚琛到是明白了这只笔筒就这么放在博古架上的原因。沃伦觉得这件笔筒是假货，是因为他不相信朋友会把价值百万英镑的珍贵文物送给他，而沃伦请的专家说是赝品，其中的含义那就不言而喻了。
为了印证收中的猜想，楚琛又笑着问了一句：“沃伦先生，您请的专家当时没说要收购这件笔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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