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敬伦在广州一共盘桓了十天，每日按照官场官吏，拜会各级上司和同僚，按照规矩给上司送礼。
朱敬伦打听过规矩，像他这样的县官，如果不求人办事的情况下，常规的孝敬给总督也就几百两而已。
因此朱敬伦总共也就送出去一千多两银子而已，给总督黄宗汉也不过送了三百两。
他倒是有心多给柏贵一些，直接送了一千两的大礼，结果反而被柏贵斥责，让他不要坏了官场的规矩，最后只收了朱敬伦三百两，跟黄宗汉一样，其实就是暗示朱敬伦，他即将就任总督了。
黄宗汉也收下了朱敬伦的孝敬，虽然上次没有拉拢到朱敬伦，朱敬伦有些不识抬举，但是也犯不上翻脸，官场上的事情，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般没人轻易得罪人。
而且黄宗汉已经无意广東官场了，更用不着跟朱敬伦过不去。
柏贵能收到消息，黄宗汉也能提前收到消息。他知道自己的两广总督做到头了，但是他并没有因此郁郁不振，第一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没错，他丢掉两广总督职位，只是因为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他们这种读书人，有时候还是讲个问心无愧的，问心无愧的情况下，即便丢官也不会丧气；第二则是因为，黄宗汉并不是被撤职，朝廷上还是有朝廷的规矩的，不能因为他收复了广州，而撤他的职，这样太让人寒心了，林则徐被发配伊犁，主要还是因为他打了败仗。黄宗汉收到消息，皇帝准备平调他到泗川做总督。相比两广总督，泗川总督更安生，对黄宗汉未必不是好事。做两广总督，他一天安生日子都没有过过。广東这里就是一个大火药桶，谁做都做不踏实。只是黄宗汉难免还是有那么一些委屈。
第十天，柏贵就迫不及待的催促朱敬伦赶紧回新安了，不是他怕朱敬伦在官场活动，而是因为广州城外来了几艘洋人的军舰。
这些军舰没有停靠广州，只是在距离炮台十里外梭巡，这是示wei，洋人也不想重开战端。
这些天柏贵已经在全城张贴告示，鼓励广州商人去新安贸易，也单独请了潘家、卢家和叶家等十三行的旧行商，请他们去新安跟洋人做生意，柏贵说是请，在这些人看来，就是命令了，没人敢不去。以前是不敢去，现在是不敢不去了。
柏贵的方法还是起到了一些效果的，没想到英国人还是来了，让柏贵颇为哭闹，只能催促朱敬伦回新安再跟他们谈谈，只要在换约前洋人不来广州闹事，让他平稳接任两广总督，这比什么都重要。
朱敬伦临走前还是提了一些要求，比如要求柏贵给他调拨一批佛山工匠，他打算在新安铸造大炮，加固炮台，朱敬伦表示很担心洋人还会闹事，如果一旦稳不住洋人，战端重开的时候，朱敬伦下军令状表示自己一定粉身碎骨也要将洋人的军舰拦在新安，不让洋人大举入侵广州。
对于这个要求柏贵不能不答应，他明明已经鼓励商人去新安跟洋人做生意了，英夷的军舰还要来广州晃悠，这些蛮夷哪里有什么道理好讲，闹到最后，弄不好自己的总督位子，还需要朱敬伦这样的干将来保。
广州到新安的贸易短短一个月已经颇成气候了，首先是伍家开拓出珠江水路来，接下来的潘家、卢家和叶家依样学样，也走这条路，先将自家积压在广州的货物送到新安交易，之后又有一些中小商人紧紧跟随。
广州这里并不缺少船只，洋人曾经统计过，光是常年居住在河上的疍民，就拥有八万艘船，内河航运，大小船只均可，这些疍民生活在水上，除了打渔，跑贸易毫不生疏，很快疍民以及其他船户的船就形成了一条从广州连通到新安的水上桥梁，日夜不息的运送各种货物前往新安与洋人交易。
这样一条水上通道，也方便了朱敬伦，他租了小船，带着几个随从很快就赶回了新安。
在县衙先听户房经承郑同汇报这个月来的收支情况。
主要是厘局的收支，开放了赤湾贸易的同时，朱敬伦就建立了这个厘局，就设在赤湾，办公地点暂时都设在天后宫中。
郑同本是户房一个老吏，洋人焚烧县衙时，县令和几个师爷全部罹难，之后一些本地的县吏仗着熟悉地形逃过一劫。
郑同是秀才出身，可是一直都没有考中举人，只能委身县衙做了一个县吏，年轻时候还曾帮九龙地主到香港讨租，结果被港英政府扣下过。
县衙跟朝堂一样，都有吏、刑、工、户、兵、礼六部之分，区别只有县衙的六部叫做六房，六部的长官叫做尚书，而六房的长官叫做经承而已。
一般情况下，户房这种主管全县征粮纳税事宜的经承，都是县令的亲近之人，比如县令聘请的钱谷师爷，很少能轮到一个当地县吏。
但朱敬伦初来乍到，根本就没有请过师爷，就干脆提拔了幸存下来的当地人郑同，因此他算是对郑同有知遇之恩，郑同整天也一副感恩戴德的模样，唯他马首是瞻。
郑同已经年有五旬，做了二十年县吏，经验丰富，虽然没有大的本事，但胜在做事认真，尽管偶尔收受一些当地乡绅、商人的礼物，但在朱敬伦严令之下，目前还没有发现有贪墨公款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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