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的阵地在遭受了长达十分钟的炮击之后，没等被炸得晕头转向的幸存官兵回过神来，在坦克分队掩护下，第171师的步兵如下山猛虎一般朝敌人扑了过来。阵地上的争夺战仅仅进行了几分钟便宣告结束，坚守这块小阵地的一百多德军官兵全军覆没，无一生还。
本来我将瓦西里耶夫的葬礼安排在第二天上午，结果没等葬礼开始，便接到了罗科索夫斯基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用命令的口吻说道：“丽达，我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立即去找一名精通德语的指挥员，等派的车到了以后，你们就一起出发。”
我不清楚罗科索夫斯基要交给我的是什么任务，所以等他一说完，我就立即小心地问道：“方面军司令员同志，不知道您有什么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
“丽达，是这样的。”从罗科索夫斯基说话的声音来判断，他似乎有点犹豫不决，但最后他们还是说出了我想知道的内容：“在‘指环战役’开始前，我打算再做最后一次努力，派人去劝说保卢斯投降。我考虑了半天，觉得你是最适合这个任务的。所以向保卢斯递交劝降书的任务，我就交给你了。有意见吗？”
天啊，听到罗科索夫斯基的安排，我真是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这种事情派一名少尉去就可以了，用得着派我这个步兵军军长出马吗？真是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不过既然罗科索夫斯基已下达了命令，我只能硬着头皮答应说：“我服从您的命令。”
等我放下电话时，旁边的维特科夫便走过来关切地问道：“军长同志，不知道方面军司令员同志给您下达了什么命令？”
我苦笑着对他说：“参谋长同志，方面军司令员打算在发起战役前，再做一次努力，劝说保卢斯投降。而送劝降书的任务，他就交给我了。”
维特科夫被我的话吓得大惊失色，他紧张地说：“军长同志，您是一军之长，怎么能让您去干这种信使的事情啊？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我这就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让他收回这个荒唐的命令。”说着，他伸手就要去抓桌上的电话。
我把手掌压在他抓住电话的那只手上，冲他摇摇头说：“参谋长，您在军队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难道不知道根据条令，上级的命令是不允许被讨论，只能执行的吗？既然方面军司令员下了这样的命令，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走过去。”说到这里，我为了缓解室内紧张的气氛，冲他笑了笑说，“您不用担心，保卢斯是不会对我下杀手的，我一定可以平安地回来。”
“需要我派特别警卫连陪您一起去吗？”由于瓦西里耶夫在昨天牺牲，所以维特科夫特别担心我的安危，要是我再出什么意外，那么第79步兵军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
我再次摇摇头，笑着说道：“参谋长同志，我是去给保卢斯送劝降书，又不是去攻打他的阵地，用不着带警卫连。就算要打了，就凭这一百多人能起什么作用，他们能保护着我从德军的几十万大军中突围出来吗？”
听到我这么说，维特科夫知道再劝也没有什么用处，但他还是不甘心地问道：“军长同志，这次您去敌人那里，难道一个人都不带吗？”
维特科夫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要去保卢斯那里递交劝降书，我的德语水平可不行，还要带一个懂德语的指挥员同去。带谁去呢？我首先想到的工兵营长米海耶夫大尉，但想到他此刻正带领部队在伏尔加河上负责维护冰上运输线，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把原来独立师的指战员都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后，发现最合适的人选只有昨天遇到的格瑞特卡少尉，于是便吩咐维特科夫：“上校同志，请给第150师师长班台萊耶夫打电话，让他派警卫营的格瑞特卡少尉立即赶到军指挥部来。”
接到通知的格瑞特卡刚赶到指挥部，罗科索夫斯基派来接我去执行任务的军官也到了。来人是一名上尉，他走进指挥部看到我，立即抬手向我敬了一个礼，大声地报告说：“将军同志，我是方面军司令部的参谋上尉萨尼亚，奉司令员的命令，和您一同前往德军司令部递交劝降书。”
我们来到门口，见外面的街道上停着一辆吉普车，车上只有一名司机。我扭头吩咐格瑞特卡：“少尉，你坐到副驾驶的位置去。”说完就要拉开车门上车。没想到萨尼亚上尉拦住了格瑞特卡，“少尉，您还是陪将军坐后排吧，我要在前面为司机指路。”
萨尼亚上尉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路上没有主动回头和我说过话，都是我问到什么，他才回头简单地回答两句。
我们在接近德军阵地时，萨尼亚让司机停下车，他将一面早已准备好的白旗从车窗伸了出去，有规律地前后摆动着。
看到不停晃动着的白旗，我虽然明知道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不明真相的德军官兵向我们开火，但心里还是格外不舒服。
过了一会儿，一辆德军的三轮摩托车驶出了他们的阵地，向我们驶过来。摩托车在我们的面前停下后，从挎斗里跳出一名德军军官，他快步地走到了吉普车前，弯腰朝车里看了看，接着用德语说了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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