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车票，随手递给了身旁的尤先科，笑着问所长：“所长同志，这么多车票一共多少钱，我好给您。”
我的话一出口，不光所长愣住了，就连身边的多尔尼科夫也奇怪地“咦”了一声。见到他们这种反应，我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是尤先科小声地提醒我说：“将军同志，现在是战争期间，我们买车票是不要钱的。”
听到尤先科这么说，所长也连声附和：“对对对，军人买车票是不需要钱的，只需要在买票时，提供所在部队番号和自己的名字、军衔、职务就可以了。”
离开招待所，朝车站出发时，我考虑到晚上是戒严时间，而我们又没有通行证，如果听任巡逻队不断地盘查下去，有可能会误车。于是我把多尔尼科夫叫到面前吩咐说：“上尉，带着您的部下在前面开路。一旦遇到盘查的巡逻队，就用你们内务部的名义把他们打发走，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明白吗？”
多尔尼科夫这趟跟我出差，一直不能凭借他内务部的身份行事，估计心里特别憋屈，此刻听到我这个命令，立即兴奋地答应一声，带着他的三名部下就走在了整支队伍的最前面。
走在我身边的尤先科看着前面耀武扬威的四个人，有点不高兴地对我小声说：“将军同志，您怎么能如此地放任他们呢？要知道内务部的人就算没理都要找别人的碴，而您现在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利，他们不惹事才怪了。”
我很理解尤先科的心理，便小声地对他解释说：“尤先科大尉，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听任街上的巡逻队一再盘查，会误车的。非常时期，就要用点非常手段。”
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证明了我的安排是非常合适的。至少有五支巡逻队，刚走过来想拦住我们进行盘查，就被多尔尼科夫利用内务部的身份打发走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来火车站以后，多尔尼科夫找来了车站的军代表，强行包下了一节卧铺车厢，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待在一起，而不用像来的时候，我们和警卫班的战士分散在不同的车厢里。
列车启动时，坐在我包厢里的尤先科情绪激动地说：“将军同志，再过三十来个小时，我们就能到达莫斯科，到时您就是正式的集团军司令员，那么一来，我又可以像以前那样，用司令员的头衔来称呼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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