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军区预备役兵源达到一百七十万人，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全部相关训练。
正常情况下，每年都会有三十万人军人从现役部队退役，他们是预备役兵源的一部分。考虑到在新式军队数量上面同沙俄陆军的巨大差距，国防部特别允许三大军区每年增加十万新兵征召入伍额度，以便三大军区完成一百七十万预备役兵源的计划。
三大军区分别成立战区司令部，北京军区成立第一战区司令部，奉天军区成立第二战区司令部，兰州军区成立第三战区司令部。三大战区司令部官员直属总参谋部，并由总参谋部提名，由内阁总理王辰浩签署任命生效，每三年轮换一次。
三大战区的设立，主要负责对俄战略防御。
战争不外乎天时、地利、人和，王辰浩和他的北洋政府选择战略防御，这意味着中国军队将占据地利、人和。
剩下的就是天时了，这是中俄两国军队都将拼命掌控的。对于战争而言，天时分作两个部分。
第一是战略上的天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发动来发动战争是胜利的第一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兵败莫斯科，抛开其他问题暂且不提，冬季在俄国领土上作战就是天时在战略上的失败。
王辰浩在战略天时上面已经做出了判断，沙俄不可能在冬季和春季对华发动战争，因为冰天雪地的中国北方将成为进攻一方在作战、后勤上面的噩梦。沙俄在战略上只会选择在四月下旬到十一月上旬这段时间来发动战争。
第二是战术上的天时。战争打响后，抛开战略上的天时约束，战术上的天时成为战斗中的第一要素。例如战斗时发生大雨、飓风、大雾等不利于战斗的恶劣天气，以及因为恶劣天气所导致的山洪爆发、交通阻断、武器系统失灵、补给供给困难等连带影响，这些都是战术指挥官所要考虑的因素。
不同于战略天时，战略指挥官可以根据战略天时的恒定性做出判断，因为一个地区的一年四季的天时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战术天时每天都可能变化，战术指挥官除了根据以前的气候变化规律来作出判断，更需要精确的天时情报。
在古代，战术天时基本上靠经验，靠战术指挥官的主观臆断和当地老百姓的知觉，但十回能有一回准确就不错了。这种主观臆断给战斗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往往成为战争的转折点。赤壁之战中的曹军就是典型战术天时失败的例子。
在现代，这种情况渐渐改变。随着西方天文学家们陆续开发出一系列测算天气的仪器，陆续建立起天文站、气象站、观象站等测量天气的设施，出现天气预报等机构，给战术指挥官带来了更为精确的战术天时判断，帮助战术指挥官采取更加合理的战术安排，提高了战术胜利的几率，降低了战术失败的风险。
三大战区成立后，对于战术天时的最为有影响力的气象站计划也被提交给国防部审议。
王辰浩对于国防部关于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军事气象站的提案大力支持，并责令国防部制定具体实施计划，以及令财政部在这个问题上给予资金支持。中国的气象站计划于是得以实施。
对于此事的中国国民来说，气象站和天气预报已经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
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三座气象站，分别是北京地磁气象站、上海徐家汇观象台，以及香港天文台。
虽然已经有了三座气象台，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中国所有。基本上不为中国人服务，只服务于在华外国人。
其中北京地磁气象台是由沙俄教会与1849年建立，该气象台是沙俄研究中国北方气候的机构，实际上为沙俄军方服务，帮助沙俄军方收集中国北方天气资料，以便为沙俄的亚洲计划做准备。说白了就是一家沙俄间谍结构，专门将中国的天气变化资料报告给沙俄远东军区，为沙俄远东军区提供战术天时上面的支持。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是法国教会于1872年建立的，同样也是负责收集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气候资料。中法战争中，法国未能如愿的侵入中国内陆，舰队还未到上海就折戟沉沙，这座观象台便无用武之地了。从此改为民用，为法国租借区的人们提供天气预报，法租界远比公共租界区繁荣发达的多，其中这座观象台也是功臣之一。
第三家是香港天文台，是英国为收集香港和周边地区气候资料而建立。由于英国已经占领了香港，这座天文台所获得的气候资料只能作为英军防御需要，而清政府没有力量收回香港岛，因此这座天文台成为民用，为香港市民提供天气预报。
中国人自己的气象台于1899年3月在北京西郊设立第一个气象站，隶属于国防部。对北京周边的风向、风速、雨量、气温、相对湿度、气压等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现场监测，并提供未来24小时的天气变化预报。
随后，国防部又在北京军区设立了20个气象站，确保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可参考性。
同时，在其他两大军区各个主要战略城市和据点附近地区，也相继设立了一百多个气象站，专门收集当地的气候和天气资料，其中一部分气象和气候资料严格保密，只供军队指挥官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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