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临绝对困境的时候，也就是可能爆发战争这一等级的冲突为基准时，英国人以前总喜欢和法国人走在一起。现如今，法国人在欧战之中被打蔫了。
虽说最后胜利了，可法国男人们有种要死绝的悲催和惊吓。
法国政府现在最关心的是，生育，生育，再生育，绝对不能让法国女郎闲着。就算不甘寂寞的法国女郎花枝招展地想要勾搭男人，至少肚子里要装回一个法国的未来，有点丧心病狂的感觉。法国母亲丝毫不用担心孩子的抚养问题，第一胎，政府补助；第二胎，政府养……第四胎，政府重奖……人口失衡濒临崩溃的法国，就像是一个年轻俏丽的寡妇，需要一个男人，一个精壮的男人。
法国对外事务中，对于国际大事，能参与最好，仅限于打嘴仗的范围，要让他们出动武，想都不要想。就像是法国民众看到的那样，法国本土的人口统计从站前的四千万左右，到1919年，只有三千万出头。
可是政府和军队的报告中，士兵伤亡只有一百万左右，失踪人口和阵亡士兵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两百万。那么民众就要问了，那近一千万的国民哪儿去了？出国了，投身到热火朝天的殖民地开发中了。
鬼才相信政府的话。
所以在法国国内，政府在国际上吹嘘什么都不要紧，就是不能宣战。一旦要打仗，法国内阁马上就倒台。根本就没有另外一条路可走，然后法国人就会寻找一个更加爱好和平的政客组建新的内阁。
英国人把法国人的这点把戏看地透透的，所以康斯丁爵士压根就没有对法国总领事魏尔登抱有哪怕一丁点的希望。再说了，魏尔登在法租界成为三鑫公司的保护神，这在上海的外交圈子里并不是秘密。闷声大发财的法国总领事能够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对自己进贡的青帮赶尽杀绝？小鬼子这是要断魏尔登的财路啊！
这位不帮英国人是正常的，这是立场；踩日本人也是正常的，这关乎自己的荷包。
反正康斯丁爵士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美国驻沪总领事克宁瀚的身上。
打通了领事馆的电话，康斯丁爵士有点诧异，电话那头乱糟糟的，似乎美国佬的日子也不好过。
洋行会不会逼宫？
如果关系性命攸关的事，当然不会束手待命。兔子急了也要咬人，何况是差点把印第安人屠杀殆尽的美国人，美国佬从骨子里都是嗜血的一群欧洲激进分子。只不过在欧战之后，美国人源于自身的原因，主要是感觉被英国人伤的太重，政坛内部又争斗不已。民主党分裂成两部分，一部分要搞女权，一部分想要做世界老大，争地难解难分。不过现如今这两帮人都是在野党，再蹦跶，也蹦跶不起来。
而共和党趋于保守，没有兴趣参加英国人主持的龌蹉国际事务之中去。
所以，在上海代表美国政府的驻沪总领事克宁瀚很可能会选择中立的立场，这哪儿行？说好的一起闯天下的，怎么可以半道上拉稀？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康斯丁爵士决定要给美国佬鼓鼓气，至少要站起来，和伟大的大英帝国站在一起。
让康斯丁爵士感觉不妙的是，克宁瀚总领事揶揄地在电话里小声推脱：“不太方便马上会晤。”
这下，康斯丁爵士坐不住了，他决定马上出发赶到美国总领事馆，用义正言辞的语气告诉对方，大英帝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同样也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两个伟大的国家要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租界出现的大乱子。
汽车如同一道黑色的魅影一样，穿梭在租界的街道上。
打从租界成立不久之后，租界就有路灯，到上个世纪末，煤油路灯、煤气路灯都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出现了更加明亮的点灯。可是坐在车内的康斯丁爵士还是感觉到周围昏暗无比，似乎一不小心他乘坐的专车就会陷入永无尽头的幽暗之中，让人感觉窒息的绝望。
幸好，这种难捱的感受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乘坐的专车终于停在美国驻沪总领事馆门口，卫兵放行之后，缓缓进入领事馆。
还没有下车，康斯丁爵士就嗅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似乎美国佬和他的日子一样，堵门的商人已经在领事馆的大厅里挤地满满的，一个个横眉怒目，情绪最激动的是一个年轻人，叫嚣着：“严惩犯罪分子，要让英国人的纵容付出代价……”
不过现场还有一个表情颇为淡定的上流人物，悠闲地喝着咖啡，但他坐在这里，就已经表明了立场。
“劳伦斯先生！”
“啊，爵士，您怎么也来了……对了克宁瀚总领事躲在楼上的房间里，相信您要是上楼的话，不会有人会阻拦你。”
花旗银行总经理劳伦斯这样的老狐狸，绝对是话里有话。什么是‘您怎么也来了？’，这是好话吗？这个犹太商人表现出的后知后觉的木讷，听在康斯丁爵士的耳中，绝对是另外一层意思。就像是说，英国总领事馆应该比美国驻沪总领事馆更加热闹，康斯丁爵士怎么会有闲暇来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这绝对是讽刺，不过自认为理亏的康斯丁爵士温和一笑，表示不往心里去：“劳伦斯先生，花旗银行的仓库恐怕不在路桥附近吧？怎么您会参加这样的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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