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吴三桂老贼在川中大造舟船，意图扩大与荆楚间的贸易。这家伙，当真是做生意的料子，为了钱，竟是什么都不管不顾。北京的康熙小皇帝，居然也没个说法，这满清朝廷啊，当真是不行了。”1675年1月1日，烟台县郊的某处建筑工地上，登莱开拓队队长廖逍遥象征性地用铲子铲了一捧地面上已被火烤得松软的泥土，朝前来商讨工作的台湾银行总经理邵曙光说道。
“嘿嘿，吴三桂盘算的那点生意经，又怎么能和廖司令您在登莱规划的大局面相比呢？差远了呀！”邵曙光身披貂皮大衣，脚上穿着鲸鱼皮靴，衣着光鲜的，看着就不像干活的模样，这会只见他也放下手里的钉耙，擦了擦额头上的虚汗，朝廖逍遥拍起了马屁：“胶莱新河稳步推进，胶烟线轻轨也破土动工，未来还有规划中的桃荣线轻轨，这大开大合的气魄，岂是这些地方军阀能比的？”
话说廖逍遥也是个说干就干的人，这才拿到本土授权修建胶烟线轻轨的批文不过一年多时间，就已经在沿线的烟台、福山、栖霞、莱阳、即墨、胶州六个县同时开始平整地基，做好前期准备。为此，上述六县有超过十万劳动力被发动了起来，壮男在工地上忙活，壮妇则帮忙转运泥土、物资、材料和粮食，甚至在开拓队政府的规划中，如果人手还不够用的话，部分老人和小孩也会动员起开，其中老人上工地帮忙拾柴禾、打水做饭，小孩送水送饭到地头，总之所有人力都要利用起来。
从能够同时动员这么多人就可以看出，东岸政府在登莱地区的统治力度是非常强了，尤其是统治了超过三十年的登州府，基本已是铁打的地盘。之所以如此，其实和当初莫大帅时期建立起来的体系有关：众所周知，登莱地区在明末迭遭战火，地方上被洗了一遍又一遍，几乎成了白地，秩序可谓是完全崩溃。东岸人占领这里后，立刻按照自己的规划与想法在当地重整了秩序，且反弹力度微乎其微（一张白纸好作画嘛），后来几十年间又通过抗清军政大学（1674年改名为烟台学院，是整个远东三藩地区师资力量最强的干部学校，远远超过魏博秋建立的黑水交通学院）培养的大量基层干部，进一步强化了统治，使得政府的意志突破了皇权不下县的极限，达到了乡镇一级。
不然的话，你以为东岸政府怎么能够轻易动员起如此之多的百姓来干徭役，要知道“兴大役”在古代历来是非常敏感的事情，一个操作不好就可能引发造反起义之类的事情。但东岸人现在真的不用太过担心这些，三十年来分散安置到地方上的退伍军人和大量干部，起到了中坚作用，有任何苗头，都能以较快的速度汇报上来，然后加以处置，最大程度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也许在这批干部和退伍军人故去或堕落之后，政府对地方上的掌控力度会有所减弱，但在新秩序建立不过三十年的当下，这套体系运转还是可以的，在国防和建设方面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其实对比下如今同样有大型基建的山东西四府就知道了。青州、济南、东昌、兖州四府在地震中损失严重，道路、河堤、水库毁坏殆尽，清廷地方官也不是吃屎的，自然在申请朝廷蠲免钱粮之余，开始组织当地人力恢复基建。这个过程与东岸一比，当真是天差地别，首先体现在劳动工具的不足，不但数量不足，质量也很差劲，很多人不得不使用木质工具干活，效率可想而知；其次体现在食品供应的匮乏，东岸人在送走了大批移民之后，粮荒有所缓解，但登莱方面仍然从南洋进口大量稻谷，就是为了保证接下来的大型基建项目不受影响，更别提还有济州岛和黑水地区送来的大量肉食品了，营养供给还是相当不错的，这在古代大型劳役中非常少见。
最后，还是要说到地方基层上来。东岸人在一片白地的登州地区，恢复了生产秩序，迁移了大量人口，重新分配了土地，一切规章制度都按本土的来（比如每人30亩地不得买卖等），从无到有建立起了新的一套体系。如今才过三十年，政府杀出来的威望仍在，地方上盘根错节的宗族关系还没形成，地主没有生存的土壤（被政策限制了），商人还处在资本积累的阶段，因此基本上是政府主导一切，阻力极小。
反观清国那边，连动员人上河修堤都得县太爷求着地方士绅们办理，钱粮也是由士绅宗族来发放。若是修自家附近的还好，若是和自家没什么关系，他们的积极性就可想而知了，再加上其他一些狗皮倒灶的事情，因此好几年过去了，清廷那边仍未抚平当年震灾后留下的创伤，农业生产仍未完全恢复。偌大个山东西四府，居然供养个十万大军都有些吃力，把老百姓榨成了人干，由此可见清、东两国政府在行政效率上的差距了。
而这种行政效率上的差异，体现到经济发展上，就是如今登莱和西四府之间迥异的风貌。说起胶烟线铁路的开建，除了军事方面的意义之外（沟通胶州、烟台两个分别位于渤海、黄海沿岸的最重要军事据点），难道就和当地六个县的经济发展无关吗？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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