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注重指挥法规建设的做法及其在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的成功尝试，也后发和促使我们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以法规的形式规范指挥行为。任何优秀的军事思想和理论，都难免带有其所从属的阶级、政治集团、国家和军队属性的胎记。我们对外军优秀指挥思想和理论，基本上做到了结合国情和军情，批判地学习、有选择地借鉴，经过“技术改造”后应用于自己的实践。世界发达国家军队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起步较早，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特别是在建设的思路和组织上，由于理论研究不够、学术准备不足，加之缺乏统一的论证，各军兵种“各自为战”，不仅造成了建设投入的分散，也使系统与系统之间一度相互封闭、难以融合，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在指挥自动化系统建设上，认真汲取了这些教训，基本做到了理论研究先行，从作战需求、战术技术功能到系统的战术、技术结构模式，甚至系统的对抗能力等，都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准备，从而使有限的投入发挥了较高的效益，在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成效。
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理论建设经过十几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很多成果，为加强指挥建设、提高指挥效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是，军队指挥理论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对一些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的研究还欠深入，贴近实际不够，理论阐释不透；对长远建设特别是新军事革命可能引发的一些根本性变革研究不够，存在着“近视”的倾向；一些规定性成果还存在定量分析不够的问题，缺乏可信度和可行性；研究自己如何完成指挥任务多，研究如何在指挥上“致人而不致于人”少；还有许多空白有待填补，等等。简言之，指挥理论研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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