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龙”号与“汉普顿”号的战斗，把这场小规模海战推向高潮。
这场常规潜艇与攻击核潜艇的对抗也被写入了潜艇战术教科书，成为今后很多常规潜艇艇长顶礼膜拜的“圣经”。
至于书写这个奇迹的汪誉涵，也因此超越了萨非墨。
以当时的情况，如果换成其他人，很有可能迎头驶向“汉普顿”号，尽快发起攻击，为避开反潜直升机争取时间。
从理论上讲，这么做没有错。
在局势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除非不打算活着离开，不然就得尽可能的缩短战斗时间，争取更有利的撤退条件。
要知道，除了几少数的潜艇，没有哪艘潜艇能够攻击天上的反潜直升机。
从战术角度出发，必须首先干掉攻击核潜艇，而且得尽快得手。
只是，汪誉涵没有这么做，而是让“海蛇”号停了下来。
他的选择基础不是来自理论，而是来自直觉。
十多分钟后，两架从南面飞来的SH-60到达“海蛇”号所在海域，其中一架在悬停高度上放下了吊放式声纳，另外一架则继续向前飞行，在离“海蛇”号大概三海里的地方放下了吊放式声纳。
汪誉涵的直觉非常敏锐，而且运气好得出奇。
当然，也不完全是运气。
如果当时到达的不是两架SH-60，而是四架，那么汪誉涵的战术肯定会以失败告终。正是知道只有两架SH-60，两栖突击舰队里的其他反潜直升机无法及时到达，汪誉涵才敢于这么做。
他的依据是，两架SH-60无法搜索整片海域。
反潜直升机不是反潜巡逻机，受搭载能力、航程、飞行速度等多种性能限制，反潜直升机的作战效能远比不上反潜巡逻机。冷战时期，为了对付红色海军规模庞大的潜艇部队，美军还专门研制了S-3型舰载反潜巡逻机，增强舰队的远程反潜能力。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海军的S-3才逐步退役。
拿SH-60来说，虽然其综合反潜作战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都算先进，但是仍然存在很多技术缺陷。在执行反潜任务时，一架SH-60最多搭载两条鱼雷，而不是按照理论上限搭载四条鱼雷，就是为了搭载更多的燃油，提高航程与巡逻时间。
在探潜手段上，反潜直升机主要依靠吊放式声纳，而不是声纳浮标。
正常情况下，SH-60最多只能携带一组二十四枚声纳浮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反潜直升机都不是单独作战，会得到反潜战舰与潜艇配合，所以在搜索潜艇时，SH-60很少使用声纳浮标，而是按照其他反潜力量提供的信息前往敌艇活动海域，使用吊放式声纳。只有在特殊情况下，SH-60才会使用声纳浮标。
显然，美军这次遇到了特殊情况。
问题是，声纳浮标的数量限制了SH-60的搜索能力。
如果是一架P-3C，能用携带的两百多枚声纳浮标，搜索数千平方公里的海域，而一架SH-60最多只能用声纳浮标搜索数百平方公里的海域。
如果有准确情报，这个搜索范围足以找到潜艇。
可惜的是，两架SH-60没有获得准确情报。
为了提高搜索效率，两架直升机不得不在最初阶段使用声纳浮标，尽量缩短搜索外围海域的时间，确定大致的搜索范围，让即将到达的其他反潜直升机进行精确搜索，最终找到那艘发射鱼雷的潜艇。
正是如此，到达“海龙”号上空前，两架SH-60都用光了声纳浮标。
更重要的是，因为两栖突击舰队已经派遣了更多的反潜直升机，所以这两架SH-60的主要任务不是找到潜艇，而是为其他反潜直升机划分搜索区域，并且为需要搜索的海域确定危险级别。
受此影响，在用吊放式声纳搜索潜艇时，没有使用主动模式，而是使用了被动模式。
在被动模式下，吊放式声纳的探测范围更大，能够大致确定搜索区域内有没有高速航行的潜艇。
只不过，在被动模式下，很难发现潜伏的潜艇。
显然，美军的反潜官兵低估了中国潜艇官兵的决心与勇气。
通常情况下，在敌方反潜力量蜂拥而至的情况下，已经伏击得手的潜艇会高速逃逸，而不是留在发射鱼雷的海域里，等着敌人找上门来。
“海龙”号不但没有逃逸，还准备再干一场。
如果汪誉涵做出了另外一种选择，而不是留下来跟萨非墨并肩作战，恐怕“海龙”号已经被美军发现了。
提心吊胆的等着美军反潜直升机飞走时，汪誉涵也获得了更好的攻击机会。
“汉普顿”号没有停下，而是继续向西南方向航行。不同的是，“汉普顿”号的航线稍微向南偏了一点，大概有十度左右。
显然，美军艇长认为，偷袭得手的中国潜艇会向东南方向规避。
必须承认，汪誉涵的运气确实不错。
因为向东北方向航行时，“汉普顿”号是从“海蛇”号与两栖突击舰队之间驶过的，所以在“汉普顿”号把航向向南偏了十度的时候，正好把艇首朝向了“海蛇”号，使得两艘潜艇的距离迅速缩短。
严格说来，美军艇长的选择没有错。
只要把握住机会，“汉普顿”号安全能够凭借攻击核潜艇的性能优势，以及射程更远的反潜鱼雷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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