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0月，天武天皇准许诸王以下初位以上的皇族、大臣拥有兵备。
在原本的历史上，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之后，当即派遣使者来到日本，天武天皇也向新罗派遣遣新罗使，与新罗保持外交联系，因此与当时同新罗对立的大唐断绝外交关系。同年，天武天皇规定畿外的人也可以入京作官，首先作为兵卫负责宫城的警护。
天武天皇七年，天武天皇制定官吏的勤务评定和官位升进相关的考选法。同年，天武天皇整顿食封，凡诸王、诸臣食封，“除以西国，相易给以东”，通过移封削弱贵族在地方的势力。
天武天皇八年，巡幸吉野时，为避免发生皇位继承之争，即曾召草壁皇子、大津皇子、高市皇子、川岛皇子、忍壁皇子等皇子，对天地神只盟誓，不分嫡庶，效忠天皇，永不悖忤，和衷共济，千载安宁。
天武天皇九年，天武天皇规定贵族享有食封“先后限三十年”。
天武天皇十年，天武天皇于广濑野设行营，亲王以下群卿参加兵备检阅。同年，天武天皇命栗田真人、伊吉博德编纂《飞鸟净御原令》，第二年8月完成，令共二十二卷，律未完成。
此外，在孝德朝、天智朝开创的律令体制，因受地方豪族抵制，长期未能实行，至天武朝始逐渐在全国推行。天武朝也并非依靠专制皇权推行律令体制，主要是由于地方豪族势力日趋衰落，加之，律令制本身并不完全否定豪族对其属民的支配权。实际上，国家只是从制度上使部民、家部变为“公民”，而且，依然是依靠地方豪族保留对其属民的一定隶属关系而实现其统治的。由于豪族的阶级分化，致使其统治区域内的实权逐渐转入中小贵族手中，有可能使中央权力介入。由于实行五十户一里制，当地贵族原有的传统利益仍可维持原状不变，这正是日本律令制本身所具有的双重特性。
天武天皇十二年，天武天皇下令位阶区别的颜色显示由原来的冠的颜色改为朝服颜色。同年，天武天皇取消食封制，见亲王以下诸臣，其食封悉“更返于公”，从而，彻底消除了旧贵族的世袭经济特权。同年，草壁皇子开始辅政，参与编纂律令，并令舍人稗田阿礼等整理《帝纪》、《旧辞》，“消伪定实”，编撰国史，以奠定“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同年，由朝廷任命僧正，僧都、律师，实行僧纲制度，加强了对僧尼的统一管理。日本最古老的货币“富本钱”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发行的。
天武天皇十四年，为“更改诸氏之族姓”，天武天皇制定“八色之姓”，即真人、朝臣、宿称、忌寸、道师、臣、连、稻置。通过“八色之姓”，对旧氏族加以调整。“真人”多授予原公姓氏族，“朝臣”多授予原臣姓氏族。旧“连”姓中，五十氏升为第三等“宿弥”，十一氏调为第四等“忌寸”。原属“伴造”级旧族长，亦均纳入氏姓序列。其结果使氏族进一步趋向分化，促使其与皇室之间的从属关系进一步加强。制定“八色之姓”，提高皇族地位，巩固与加强了天皇制专制统治。实行“八色之姓”制度，也是为使旧的氏族制与新的官僚制等级身分相适应的一种尝试。由此可见，可以从具有氏族制与官僚制双重性的侧面，理解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的特征。综观律令制国家发展进程，天武朝应属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创业期或形成期。
为了明确地方的支配体制，天武天皇在位期间还积极推进了地方的行政组织建设。
在天武天皇患病期间，诏谕凡天下之事，不问大小，悉启奏皇后及皇太子。这是他吸取“壬申之乱”教训，担心后事的安排。
天武天皇十四年，天武天皇更改爵位之号，增加阶位等级，扩大冠位至四十八阶。为勤于政务的官人晋升和拨擢有战功的一般官兵提供条件。根据新爵位制，授予草壁皇太子净广，大津皇子净大贰及高市皇子、川岛皇子、忍壁皇子等不同爵位。其他诸王、诸臣亦先后授爵，其中，包括唐人、百济人、高丽人，凡一百四十七人。
同年，下诏诸国：“每家均建佛舍，以便礼拜供养”。宫廷聘奉僧尼，巡幸寺院，供养珍宝。天武朝将宗教纳入国家政治轨道，从而，赋予天皇统治以宗教权威，实为日本天皇神格化之滥觞。
天武天皇还擅长占星术，再加上当时阴阳之道等在律令国家的大唐和新罗也很盛行，受到这些影响，天武天皇设置了占星台和阴阳寮。建造了为祈祷皇后病愈的药师寺。
天武天皇病逝，皇后临朝称制，也就是后来的持统天皇。
纵观天武天皇统治期间的日本，他也称得上是一位比较有作为的君主，特别是对国家的秩序改革方面，他所作出的努力，结束了日本贵族专权，皇权被严重削弱的现状，加强了中央集权，为日后天皇一脉的所谓万世一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这些都只是原本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历史已经因为救援百济大败亏输，天智天皇被杜睿一剑砍了脑袋，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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