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天行健的最佳注释。
文和武，正如一阴一阳之道，文武结合，方为完人，国家之强盛，也需要文武结合，正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纵观世界风云，尚武精神无不为这个民族强盛提供了巨大的推力，古时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斯巴达人，他们既不务农、也不做工、更不经商，而是整个国家实行全民皆兵的军事制度。病弱畸形的婴儿被扔进山沟，健壮的则从七岁开始进行军事训练，直至六十岁才可以退伍。
整个斯巴达就象是一个军营，全民被要求具有勇敢、坚韧、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目的是为了保证占总人口少数的斯巴达人对绝大多数的希腊人与庇里阿西人的统治，而一场历时二十七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终胜利，便是这种民族尚武精神的最终写照。
而被罗马人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也具备有一种民族的尚武精神，日耳曼人认为战争掠夺是高尚的事业，作战勇敢、负伤最多的人应受到尊敬。
在恺撒的《高卢战记》中似乎还有对日耳曼人尚武精神的描写，甚至西罗马的帝国的灭亡也与日耳曼雇佣军有着必然的连接。
国虽盛，好战必亡。
这种强调似乎在很久以前就很有市场了，似乎历史也在佐证着这一所谓的真理。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日耳曼人，都无法以单纯的武力，来永久性的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但这并不能否认华夏历史上秦国的异军突起，在华夏历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秦人祖先是古羌人的一支，因为远离中原，被中原各国视为蛮人。但是，自孝公任用商鞅励精图治、厚积薄发，终于在战国末年成为七雄中最强的国家，并为其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秦人尚武精神正是源于此，耕与战更是支撑他们经济生活与战争扩张，闻战则喜，这是当时秦人最真实的写照，他们将作战当成了生活之中的必须品，正是这种尚武精神，促成了华夏历史上第一个“华夏一体”的一大一统局面。
秦国能够一统天下，首先应当感谢法家，为秦国送来了能使国家意志高度凝聚的商鞅，还应当感谢霸道，远交近攻，堪称中华智慧的滥觞，更应该感谢尚武精神，法家与霸道最终为大秦铸造了这么一柄无坚不摧、削铁如泥的国之利器。
缺乏智慧的意志力是虚弱的，而缺乏意志的智慧力是危险的，古今中外无数的经验告诉人们，意志与智慧的高度统一，是一个民族图强的不二法门，当一种民族精神把整个民族牢牢凝聚在一点之上，意志与智慧可以表现出一种精神，这就是尚武精神。
当全民一心弘扬民族尚武精神，让已经参军的人感受到自己吃苦是被百姓所理解的、是光荣的、是伟大的，让还没有参军的人感受到做一名护国军人是无比神圣的、令人骄傲的，让全国为军人欢呼、更让敌国因军人而胆寒。
弘扬民族尚武精神，并不是单纯把军事建设列为中心，而是让人们从意志之中顿发出对军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经济安全等事关国家战争而骄傲，让那些满腹钢铁意志与聪明智慧的普通百姓进入军队接受一次洗礼。
遥想在汉代，整个社会的精英人才愿意从军报国建功立业，因而才有班超的投笔从戎。因此有汉一代，灭匈奴、破楼兰、平羌人，战功显赫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历史上的大唐虽然不比现在，但是却也武功赫赫，也是拥有强烈的尚武之风，灭东、西突厥，平定薛延陀，征高句丽而建功于域外，耀中华国威以慑四夷。
汉唐雄风直到杜睿曾经生活过的那个年代，依然感召着热血青年就在于此。不过，汉唐两代由于过于炫耀武力，尚武之风浓烈，这直接埋下了后来两代同样灭亡的结果，由于地方豪强、藩镇的割据势力过于强大直接导致了中央王朝的空心化，最终被灭亡。
后来的宋代正是有鉴于此，才改弦更张，这虽然避免了宋朝被统兵大将所灭亡，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民族危机，外患成了整个华夏当时最大的创伤。最终，偏安的南宋小朝廷依然不免亡于蒙古。
蒙古占领中国后拼命剿杀一切敢于反抗的人民，并用武力威慑汉人，扼杀汉人的尚武民风。比如，实行保甲制度，由蒙古人出任各家的保长，来监控各个汉族家庭，并要求各个汉族家庭合用一把菜刀，菜刀通常还要被铁链劳劳地拴住以防被盗走。在蒙古人的高压下，汉族无法忍受，不得不起来造反推翻了短命而又不走运的野蛮人的统治。
实际上国人是从宋朝开始就逐步泯灭了尚武之风的。由于开国皇帝赵匡胤倚靠陈桥兵变从孤儿寡母手里窃取了江山，因此他对掌握兵权的将军极其敏感，坐稳江山后还要通过“杯酒释兵权”来解除大将的兵权。自此，在有宋一代形成了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样品级的官职，文官要比武官大一些，待遇优厚一些。这还不算，皇帝还千方百计地控制将军的指挥权，将军临敌作战要按照皇帝事先制定好的阵形去作战，而且宋代派文人做知州掌管地方行政，设立转运使管理地方财权，进一步削弱军人的权力。甚至，在宋代还多次出现文人直接掌管军队作战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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