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910年9月末的一天，一幕如同两千多年前的悲壮场景，出现在当世最新潮繁华的天津火车站前。
担纲主演的，自然不是燕太子丹和荆轲，而是如今天下数得着的几位清流名士，张佩纶、文廷式、张謇，还有杨度。
对，没有看错，在这个时空，张佩纶和文廷式还活着，虽然看上去苍老萧瑟，一副随时可能歪倒的模样，但看他们的眼神，却能感受到一股依然旺盛的生机和斗志。
张謇自不必说，清末状元之才，却积极投身工商实业，十多年见，赫然聚集数千万财产，成为天下清流文人当中首屈一指的金主，一力支持承办了好几种报纸，成立多家文社会所，名声之隆堪称一时之选。
杨度作为小字辈，在这里头却不是添头。
他本是被当成清流文人的新一代领袖人物，这几年更亲自主办了《中国新报》，联手梁启超和刘揆一等诸多师兄弟，同志友人，一起推动中国搞君主立宪，试图重新恢复自古以来之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旧制。是反对大元首迟迟不肯称制，还弄出什么两党、在野党、民主党派等等污七八糟政策制度的旗手先锋。
不过在今天，他们四人却都是可能一去不回的“荆轲”。
要去的地方，是在千年以来都被中原王朝的文人士子视为蛮荒之地的西疆伊宁，差一点就要发配到更名为“夷播海”的巴尔喀什湖畔。
从天津到那里，妥妥儿的行程万里之遥，这要放古代的交通条件，基本上一辈子是回不来了。
如今虽说有直达列车，奔行十多天就能抵达，可一想到那遥远的距离，对于这帮子文人魁首而言，跟前清时期流放唐努乌梁海，也没什么分别。
他们这些人之所以被丢到那里去，自然是因为这几个月来，大元首“引蛇出洞”，故意让杨浩散播出去某些论点引起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继而将这些躲在后台的大鱼给钓出来，最终一网打尽的结果。
之前引发的大讨论当中，焦点原本是局限在“当官要不要做事”，和“理学家并非造成中国文化倒退、导致中国迟迟不能进入现代文明的罪人”等寥寥几个方面。
其核心，也是围绕着大元首一力倡导，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整理，即将向全国、全世界推行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行规范，进行的针锋相对的驳斥和质疑。
因为按照新的文化规范所说，从《周易》源流而下的孔孟之学，作为中国文化核心要素，其本意除了让儒家学子学会怎么当官找饭碗，同时还要学会做事。或者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勉强可以解释。
而按照新规范的意思，结合大元首授意的言论，则可以归纳为：“合格的官员，首先必须是道德模范，其次要有真才实学，更要懂得民间疾苦，而非只是坐在上层离着民众几千里凭空想象，胡说八道。再次，官员要做事，不能光空谈，考核标准也必须是所辖民众的平等兴复指数，而非制造种种祥瑞，编造各种谎言，搞什么粉饰太平，处新纪录的创造所谓太平盛世，糊弄领袖去当所谓的圣君，然后把这个当成自己功劳，写进历史记载当中。”
虽然没要求他们跟范仲淹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没指望他们做到“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可最起码的，你不能尸位素餐，光拿工资不干活。
被拿来当反面教材的，就有北宋那些宰相们。一个个拿着几千万的高工资，却只会在朝堂上勾心斗角，往皇帝脸上喷唾沫，以干预皇帝私事为乐，夸张到皇帝多跟哪个嫔妃上-床几次，他们都要管！甚至还干出把嫔妃从皇宫里拉出去弄走的事情。
全国亿万人中出来的顶尖儿人才，整天围绕着一个皇帝转圈儿动脑子，可想而知天下大事会搞成什么样子。
新规范明确要求了文官应有的基本素质，那么“严苛”的考核办法，理所当然的引起广泛的争议和抵制。
这跟之前革命战争阶段强推的革新制度还不一样，这可是要用来教育千千万万子孙后代的。如果不加以阻止的话，从宋代以来的中国文人那种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可以宣告永别。
文人阶层没了高人一等的地位，没有超脱法律的特权，这怎么能成？
他们原来还指望着，等国内大局稳定之后，就开始按部就班恢复这一“传统”的，结果发现大元首动真格的，要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法治国不打商量，他们真正急眼了！
于是乎，争论从开始限定的范围，没用多久便形成了突破，很快又波及到上智与下愚、劳心者治人、文化人必须比劳动者高等，等等论调。里里外外，与传统之士农工商分野，乃至世界列强还有的贵族、地主、士绅，一定比普通民众高贵的说法，遥相呼应。
归根到底，还是要求刑不上士大夫。
而争论发展到的顶峰，便是呼吁改变当前一个领袖、两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要学欧洲列强玩君主立宪制，尊请大元首登基称制，重开紫禁城为皇宫，化共和为帝国。
舆论自然而然的推动到了这一步，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但真正上层的寥寥一些人才清楚，这正是一道绝对不可触及的红线，谁踩上谁倒霉。大元首等的，就是他们蹦跶到这个陷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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