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随着南京的陷落与黄兴出走日本，二次革命的战争总算落下了帷幕。
这原本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对抗，哪怕在一开始有无数南方政治活动家四下奔走，也有数不清的江浙商人出资支持，但在北洋大军如狼似虎的压境之下，这场有着扑朔迷离背景的内战早已有了不难预料的结果。
武卫前军是在六月二日下午击溃退守在溧水县的最后一支讨袁革命军，而早在南京城失手的当天，黄兴、胡鄂公、张彪、陈之骥等一众高层革命人士便化装分批次离宁。至于第八镇的残部，是在个别军官的带领下断断续续的撤退，但最终仍然难逃战败的结果。
黄兴的离去不仅仅让江浙一带的革命势力士气大跌，更是对全国各地的讨袁革命军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影响。尽管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的情况都不明朗，可在一些坚定的革命军官带领下，讨袁军化整为零依然在坚持的作战。
纵然前景不妙，很多人也抱着咬紧牙关一拼到底的心思。
正是因为南京这边的消息一经传出，让还在坚持的人顿时失去了最后的精神支柱，再也没有继续鏖战下去的信心了。就在六月四日这天晚上，湖南谭廷闿、江西李烈钧、广东胡汉民和陈炯明等人，纷纷不约而同的通电下野，继而在华侨和本地商人的掩护之下，易容改装悄然遁走。
唯独江西讨袁革命军林林虎部，一直在抚州与北洋军奋战至六月九日，这才因为李纯调转主力部队北上围攻，寡不敌众之下败退溃散而去。
从五月底到六月初，整个“二次革命”经历了小半个月的时间，最后在盛夏的一场暴雨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
孙中山在六月十五日从租界搭乘火轮东渡日本，临行之前神色沉重，一言不发。
国内各省的报纸在十六日的头版新闻上，尽皆报道关于所谓的“二次革命”是一场国民党酝酿策划的叛乱军事行动。即便是由南方革命人士所控制的报刊，在这个时候也不敢任意发表评论，最多也就是对此次事件沉默不语。
尽管仍然有少数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徒四下奔走，痛斥报纸舆论的不公正，可对于更多平头老百姓们来说，他们连字都认不得几个，也只能是道听途说、听之信之。
而经过这次地域广泛的内战之后，北洋军事集团于各省的势力格局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王占元霸占武汉三镇，成为湖北省实际掌权人；李纯击溃李烈钧，又逼走欧阳武，在冯国璋的支持之下执掌江西；广东省也进入了由广西接管的时代。
早在南京被攻克的第二天，一直担任后勤保障工作以及拱卫津浦线任务的第一混成旅，便开始密谋向淮安和淮北两地收拢各营各部。
袁肃在六月九日这天，正式下令第三团从港城开拔，与淮安的第一团会合。
不过因为前前后后驻扎了有一段时日，再加上整个江苏省内交通秩序混乱，第三团的转移消耗了不少时间。当然，其中也包括他在港城收集了一大批物资。
关于在港城所谓的“收集物资”，就袁肃个人来说确实有一些过分，说的好听一些叫“收集物资”，但说的更直白一些那就是“抢劫”和“勒索”。只是他并非是纵容麾下士兵抢劫、勒索老百姓，而是利用军队的名义向港城各地方政府索取钱财物资。
虽然说，早在一个多月之前，袁肃便已经开始为此次南下筹备经费，可以说他手头上现存的经费完全可以维持第一混成旅今后两个月的调度。只是考虑到接下来要在淮安和淮北站稳脚跟，到时候必然需要一笔很大的开销，而最快速、最有效获取经济来源的办法，自然只能是出此下策。
之所以说占据淮安和淮北需要很大一笔经费，一方面考虑这两个地方毕竟远离滦州，又没有连贯性的铁路交通支持，所以要想完全站稳脚跟，必然要在极端的时间里扩大实力。而扩充实力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扩充军备。
并且扩充军备是一件很敏感的事，如果不能尽快变成现实，今后再有诸如此类的动作，势必会引起安徽、江苏两省省府的戒备，到时候便会难上加难。
要的就是趁两省内乱刚定，倪嗣冲、冯国璋忙着善后这段时间，一鼓作气把占据两地的军队一步扩充到位。
至于另外一方面，在获得淮安和淮北两个地盘之后，第一混成旅势必要分散一部分力量。相当一段时间里，只怕都要有最少两个团的兵力驻扎在当地。按照袁肃的预想，第一混成旅的番号是不会就此拆散，而镇守淮安和淮北的两支部队也不会继续使用第一混成旅的番号。所以说，到头来分散出去的兵力，还是要尽快填补回来。
只有这样，才算是实力和势力的扩张，而非仅仅是多了几个地盘。
所以这笔经费还需要用在维护根基的上面。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些都是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完成，因而不得不想尽办法来筹集足够的经费。
袁肃带领第三团抵达淮安正好是六月十五日，如今淮安此处已经没有高级军官，但凡迎接安排尽由是赵山河全权负责。赵山河在北郊刚与袁肃见面，就告知孙中山凌晨时已经离沪东渡而去的消息，南方革命势力已然全部消亡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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