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反问是金科长最喜欢用的句式，他自认为抓到了问题的本质，因此问得理直气壮，眼神变得格外犀利。
晏琳在金科长逼问下，脱口而出：“为什么英国要在我们国家打**战争，而不在其他国家？难道我们被欺负的学生，还要为地皮流氓找出打人的理由？”
金科长原本以为晏琳会在自己强大气场压迫下变成小绵羊，没有料到她还会顶嘴，而且顶嘴的内容还不好反驳，道：”你，强词夺理。国家是一回事，你和社会青年是另一回事，不要东扯西扯。你这人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到时吃了亏，哭都哭不出来。”
站在一旁的刘忠知道晏琳是红旗厂的子弟，又是从一中刚刚毕业，应该与社会青年没有瓜葛，态度尽量和蔼地问道：“你认识外面的那几个人吗？”
晏琳道：“不认识。”
金科长道：“不可能不认识，他们为什么不找别人。”
晏琳最反感这种说法，不再理睬金科长，对刘忠道：“刘老师，前几天我和刘沪到外面吃饭，就被几个社会青年纠缠过一次，这几天包强都在送一个社会青年写的骚扰信件。”
“我说嘛，怎么可能不认识。”金科长一幅释然的模样。
晏琳如小斗牛一般望着金科长，道：“侵略者进入我们国家，还需要我们这种被侵略者找出做得不好的理由，你这就是强盗逻辑。”
刘忠虽然经常也采用金科长相同的句式，也不得不认为晏琳的反驳是很精彩的，他看了一眼气鼓鼓的金科长，道：“我们调查这事就是出于保护学生的目的，你到办公室来，讲一讲事情的前因后果。”
这种说法还能够被晏琳所接受，眼着刘忠和金科长前往办公室。一个小时以后，她从办公室出来，在宿舍前遇到刘沪。
小树林里，吴重斌、田峰、蔡钳工以及王桥聚在一起抽烟，等着晏琳。当晏琳和刘沪来到时，吴重斌急切地问：“怎么样？”
晏琳道：“不怎么样。刘老师和那个保卫科的人提出三个要求，一是不要轻易出校门；二是不要与社会青年发生冲突；三是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报告。”
吴重斌道：“保卫科有什么措施没有？”
晏琳摇了摇头，道：“没有。还是有一点，他们将向派出所报告。”
王桥道：“保卫科只能起到擦屁股的作用，要自卫，还得靠我们自己。刚才老师提出的三个要求倒是不错，我们就当刺猬，缩在学校里面。”
在王桥没有出现之前，晏琳一直认为吴重斌等红旗厂子弟是最勇敢的，而事实是王桥这个红星厂的独行客更加勇敢。在宿舍前面的树林小道分手时，她认真地道：“王桥，谢谢你。”这句话说得很小声，没有让红旗厂三个同学听到。
王桥与吴重斌边走边聊，吴重斌道：“我听许瑞说，包强要去当兵？”王桥惊讶地道：“他这种人也能当兵。不过，能当兵是好事，被部队管两年，说不定出来就懂事了。”吴重斌道：“狗怎么改得了吃屎，包强就算当了兵，也是一个坏兵。”
王桥道：“部队有一套管人的办法，包强进去了，说不定就变成一个好兵。我始终认为包强并不是太坏，只是染了些毛病。”他脑中浮现出广南第三看守所遇到的形形色色坏人，道：“真正的坏人，不是这个样子。”
包强倒是把自己当成了与刘建厂一样的社会青年，或者说正在努力地向刘建厂等人看齐。
从复读班出来以后，不再读书，自由自在地玩乐，这是包强最喜欢的“混社会”生活。
他跟着刘建厂走上北桥头，正在嬉笑时，不提防脖子被一双带着猪肉腥味的大手握住，他心凉了半截，道：“轻点，出不了气。”
谢安芬提着扫帚就是一阵乱打，道：“小狗日的，几天没有回家，成天跟着刘建厂鬼混，早晚要进监狱。”打了一阵，她又指着刘建厂道：“建娃，你自己不学好，别把包强带坏了，以后不许和包强在一起玩，否则我要找你爹扯皮。”
谢安芬在世安机械厂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刘建厂等人从小就看到谢安芬挺着雄厚的身体在厂区走来走去，听到其怒斥，都站在一旁不说话。
包强惧母，这是长年形成的心理惯性，被痛揍一顿后，灰溜溜跟在母亲身后。
整整过了一天，包强没有露面。刘建厂等人知道包强肯定要被谢安芬修理，出去活动时就将其抛到一边。
黑社会小团体表面上挺风光，在馆子吃饭可以不给钱，看人不顺眼拳打脚踢甚至提刀就砍。这种水平的黑社会其实从本质上还不能称为黑社会，只能叫作黑恶势力，将触角深入到经济领域的有组织体系的黑恶势力，才能升格为黑社会。
刘建厂是小团伙头头，经过数年磨炼，深切地体会到经济的力量。黑恶势力都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每天要吃要喝，还要结伙打架，最终还要成家，这一切都需要金钱支撑。没有经济来源，喝过血酒的结拜兄弟都靠不住。这就应了一句俗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则万万不能，勤劳持家如此，黑社会同样如此。
晚饭过后，一群精力过盛的年轻人来到夜香港歌厅，在大厅里占据最大的那张桌子，啤酒、花生、牛肉干等小吃摆在桌面上。一个穿着妖艳的中年妇女过来招呼：“今天生意好，妹儿不够，我打电话叫了，一会儿就过来，你们先点歌，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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