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贵’时禹为饵，促使郑氏填补白马仓之粮，再对郑氏暗势力行致命一击，这是杨侗和朝中重臣针对郑氏设定的方略。
就目前来说，郑氏是在全力以赴保时禹，为他补白马仓的亏空，这也说明利用时禹被损失的目的已经达到，但郑氏力量之强大、反应之迅猛，却使杨侗干净利落将之一网打尽的计划失败了，只因除去郑氏用来牺牲的乘氏、成武、单父三县县令，核心势力几乎没有暴露一个。
但郑氏之前太贪，盗走之粮太多，他们从济阴郡买走的三十多万石粮食，占了攻其不备的便宜，这才取得出其不意奇效，然而这一次的紧急行动，不足缺口的七分之一；这巨大窟窿，实非一时半会所能补全，而为免朝廷察觉白马仓的问题，将时禹抓捕，他们不仅要考虑粮食，还要考虑时间、路程、朝廷耳目等等问题，所以就近买粮是唯一的办法。
毫不客气的说，白马仓便是郑氏规避不了的死穴。只要朝廷派人在东郡白马县，以及周边的胙城、灵昌、卫南、濮阳、韦城五县守株待兔，这些商队便会出现在朝廷的视野之中。
在这场纷争中，朝廷占据了极大优势，处于冷眼看小丑蹦哒的有利一方，这一次准备不足，才被郑氏打了一个出其不意，下一次想搞突然袭击就难了。
只是此事不宜拿到早朝上说，杨侗并没有深究下去，只是让司农寺做好卖粮准备，务必将粮价压下来。
粮价在大隋好比后世猪肉价格，是衡量物价的重要指标，粮价高低都是衡量物价的直接标准。自古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就会造反，所以粮食向来是稳定国基的根本所在，尤其灾情之后，历朝历代都会关注各地粮价，随时做好准备。
可是中原王朝疆域广阔、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皇帝和朝臣坐守帝都之内，很难及时掌握全国粮食生产、消耗、库存等情况。因此便有一整套的粮食库存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办法。
这个专司审计粮食储存部门并非设在管民生的民部，而是由司农司专管，目的就是防止民部与地方作为粮食的直接管辖部门上下勾结、朋比为奸，一起贪墨国家粮食。
司农寺负责国家仓库、林苑、市场及薪炭供应等事务，统太仓、平准、上林、导官四署，各大粮仓通通归司农寺管理，所以严格来说，各地仓令算是司农寺的人。
国仓和帝都之内粮食一个季度审计一次，地方官仓的粮食则是一年审计一次，先是地方报于民部，民部整理统计后再报尚书省，然后让负责审计粮草的司农寺进行勾覆，如出现问题，则由御部调查、刑部断案。
“圣上，此番出现的抢购粮食风潮，司农寺也知道了消息，臣已经连夜与司农寺官员商议好，并且根据我朝实情，做了一份方案。”这时，大司农高君雅起身汇报。
“什么方案？”杨侗朗声问道。
高君雅上前几步，拱手一礼：“圣上，我朝除了国仓，还有数十个郡仓，臣巡视并州各仓时，发现有些米粮储存或是因为时间太久、或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而霉坏了一些。此番暴雨袭击天下，臣恐一些粮仓受潮，是以奏请圣上，对全国粮仓彻查一番，若是粮仓所在不合理，则改之；若有粮食受潮，则取来晾晒，或售卖、或酿酒，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杨侗顿时乐了，朝廷来这么一手，想必郑氏更加着急了吧？
他接过高君雅上呈的奏疏细看起来，高君雅倒是没有提到粮储有何问题，而是建议朝廷放储粮太原之粮以平抑物价。太原所在的并州正北方是蒸蒸日上的东突厥，一直是大隋的重要所在，粮储最多的就是太原和河洛。
当时身为国都的大兴城，反而因为人多粮少、漕运不便、灾害频发、关陇贵族恶意囤积等原因，造成大兴城粮食严重不足、粮价居高不下；所以文帝前期，朝廷处于贫困潦倒、欠收之年无粮可食的窘境。
迫不得已，文帝杨坚曾多次带队移驾洛阳就食。
有此不光彩经历的文帝痛定思痛，在开皇年间开凿广通渠，以解决京师粮食之不足，使京城太仓内粮食满盈，广通仓所存之粮更是可供京城数十年，再加上他又一直很重视农业生产，隋朝至少有十五六年不曾发生过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了，所以在粮食储备方面很充足。
高君雅在奏疏上说，朝廷不许擅动粮储，是防止灾年没有存粮赈济百姓，这本是好事，但即便有供销社在平抑粮价，可眼下的粮价并不算便宜。
民间粮价居高不下，而官仓的大量存粮，却因为存放太久发生霉坏，这是地方未能体察皇帝爱民之心，僵硬执行朝廷政令所致，同时也造成无谓的浪费，希望朝廷出粜陈米，以平抑各地粮价。
高君雅由此延伸到全国，他在奏章上还说，大隋各地水陆交通便利，随时可以从其他地方购买余粮储存，这样朝廷就可以用便宜的价格把陈米卖给百姓，再用比较高的价格把新米买回来重新存放。
一售一买之间产生的差价，对朝廷来说并不大，却能兼顾战略储备的需要，延长储粮的存放时间，又能惠及买不起高价粮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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