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隆冬的到来，天气日益转冷，与此同时，赵官家的病情也变得日益反复无常起来，往往是几日间精神渐好，几日内又卧床不出。
渐渐的，却是理所当然的引出了一些流言。
一开始的时候，流言只是关于官家病情本身的，比如说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这么反复会有什么后果，该不该换个民间名医啥的？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引起了人心的动荡，等到十一月，官家又一次缺席了月初大朝会后，连每月定额的北伐国债都在东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销。
须知道，按照朝廷如今的政策，国债配额早已经细化到每个月，以图细水长流。而每月十五万配额，又分布在东京、南京、济南、下蔡、扬州、南阳、长安、成都、杭州、江陵、泉州、广州、江陵等诸多城市内。这种情况下，东京城承担的份额已经大大减少了，但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殊性，这座城市在国债市场里依然显得格外坚挺，往往是每月的几万贯配额刚出来，就立即在一旬的保护时间内被抢购一空。
实际上，按照朝廷高层的安排，等到年末、年中还是要官家专门给达官贵人、朝廷大员，乃至于公阁那些权贵富商分配一定大额国债的……所谓竭泽而渔，能捞一点是一点。
故此，进入十一月后，东京这里的国债销售稍有迟滞，便立即引发了所有人的关注。
哪怕随着日本、高丽的海船依次回归，国债迅速得以售空，也改变不了由此事引发的人心触动。
果然，紧随其后，关于官家病情，便又有了一些额外的说法……比如说这是官家囚父禁兄得来的报应；又比如说这是官家得位不正，且从不去洛阳八陵祭祀，所以引来了祖宗的惩戒；再比如，建炎初年官家曾数次搜括寺观，佛祖金身都被刮去，引发佛祖报应云云。
这种话，当然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架不住会在民间流传不定，因为老百姓就喜欢这种花头，便是寺观们留在东京的联络人自发给官家搞什么祈福仪式也被人说成是朝廷逼迫。
而到了月中，随着官家依然足不出户，而且有了病重难起的说法后，这些流言终于渐渐汇合，最后形成了一个让朝堂内外都忍受不了的完整版本了。
按照这个流言的说法，官家登基时便曾许诺等二圣归来便奉还大位的，所以到中途才会拼尽全力抗金，他坚决不议和不是图别的，乃是想暗中置二圣、太后与诸兄弟于死地，独享大位。
到二圣归来后，官家非但没有归还大政，反而直接囚禁父兄于寺观，至于逼迫父兄写侮辱性的《回忆录》，将所有靖康之变的过错推到父兄身上，这就更是令人发指的不孝不悌之行了。
何况，这位建炎天子自登基以来，素来重武轻文，苛待宗老，擅杀大臣，驱除忠良，违逆圣学，搜刮凌虐，赏罚不公，早该退位以做悔改，如今身染重疴，也是报应所在。
又以子嗣年幼，正该归位于太上渊圣抑或太上道君，至不济，也该从宗室兄弟中择贤良以继任。
实在不行，也该立子嗣后加贤王、贤后秉政。
否则，将来主少国疑，天下有变，就是当今建炎天子一意孤行的后果了。
这个流言，与其说是无中生有，倒不如说是拼接架构而成，乃是将当今建炎天子干的所有有争议、引人不满的事情都给拼凑到了一起，然后得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最后给出了一堆极度荒悖的建议。
除此之外，稍有常识之人都知道，这种大篇幅、组合式的流言根本不可能是自发形成的，毫无疑问是有心人专门掺和了进来。
而这一点根本不需要推断，因为证据就在那里摆着……几百张带有流言的纸片，写的歪歪扭扭，趁夜间被洒到了御街两侧、景苑内外、马行街的正店与货栈前。
傻子都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搞事了。
故此，随着这个极具恶意的流言出现，东京城内终于发生了明面上的政治动荡。
先是秘阁那里，这日下午，官家病后的每日例行会议上，一直以告病为理由缺席会议的大宗正赵士㒟亲自过来，先是严厉指责赵鼎、张浚等宰执无能，放任这种流言存在，有负官家重托；然后又要求刑部尚书马伸当场立下期限，清查此事；随即，又当堂给张浚递上自己所写奏疏，乃是要枢密院转呈，请立太子之疏，其中明确提到二圣与南阳诸近支宗室经靖康之变与北狩之途，已经丧失了成为继承人、包括顾命者的资格；最后，便是自陈老迈，请求离任。
其人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激动，以及隐隐藏着的一点愤恨不满之态，着实让几位宰执有些承受不住。
便是原定要代表少壮派大举发难的国子监祭酒陈康伯，随后也有些失了气势。
只能说，大宗正经历过一次尧山托孤事件，对这种事情有了免疫力和些许直觉，对赵官家也有点看透了三分的意味，所以才敢这么夹枪带棒，一捅到底。
而得益于大宗正的爆发，秘阁之后，公阁也仓促聚集，然后便联名上书朝廷，却基本上是跟着大宗正抄作业……不过，他们不光是指责宰执，更是指责整个秘阁，身为官家托付朝纲的执政者，放任这种流言，委实心怀不轨；然后依然以秘阁为对象，要求秘阁限期查清流言；然后当然也要请立太子，问安官家，同时大肆将二圣与官家的那些兄弟批判一番；最后，免不了所谓被‘赏罚不公’的韩、孔之流顺势上书请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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