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古玩行当，绕不开一个名词：清宫造办处！
造办处出品，必属精品！
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艺术和技术人员，这里的工匠创造了当时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无数国宝级的工艺品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提到清宫造办处，有一个姓名不该忘记，尽管他是个不全之人，尽管有非议说他贪财贪权，可他是清宫造办处的总筹办，他就是康熙朝大太监：粱九功！
清代立国，为规避封王制度带来权力分散的敝端，将王公贝勒大部集中在京城，这就形成了一个庞大而集中的皇室系统。
当皇室、王族、官宦集团的规模发展到一定规模时，原有的造办体系，无论从质量、规模还是发展等方面就都无法满足这一需求。
所以，康熙十八年，内务府成立专门的造办处，位于紫禁城的养心殿，督造宫内各色用品，其时，规模尚小，只能算是初形。
到康熙三十年，王公大臣数量也急剧增加，同时宫中用品激增，康熙不得不下令，广招能工巧匠，扩充造办处。将隆宗门西慈宁宫的茶饭房改建为造办处（一处），后又增加白虎殿后房百楹为造办处的工作房（二处），
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内务府大太监，粱九功！
粱九功其人，就是《康熙王朝》中的“李德全”，《康熙微服私访记》中的“三德子”！
此人在清宫史稿中，露面次数甚多，不仅负责扩充原本简陋的造办处，还负责“筛选民间工艺入皇宫”的全面工作，也就是说，他手握批示“贡品”的大权。
在他手中，造办处从最早的“七类”档口，扩充至“三十八”作（类别），尽管还没有达到后来的四十九作（乾隆朝再次扩充），可已然解决当时朝廷贡用不足的大难题。
那么，问题又来了。
既然是造办处的匏器，为何会出现“九功贡制”这种私款？它的留款应该是康熙某某年制的官款吖？
别急！刚才提到，粱九功还负责“筛选民间工艺入造办处”的全面工作，他毕竟只是负责，最终能否进入造办处，还得康熙落笔决定。
康熙不可能有时间一件件的去了解民间工艺，他选择的是看成品。
也就是粱九功会将各种工艺器型做好了，然后拿给康熙汇报，主子爷，您老给看看，这些都是我选的手艺成品，能不能入得您老法眼？
也就是说，眼前这件匏器，是粱九功准备献给康熙的“御赏品”。
那最后成功了么？这不废话嘛，造办处可是有专门的匏器制作处。
李承很快想明白前因后果，对自己鉴定出现的偏差，也只能暗自惭愧——匏器的目测断代，实在是……过手的机会太少。
拿着这件不足一百克的方形葫芦笔筒，李承抬头，摊主正在几步外笑眯眯地看着他。
这老头子究竟懂不懂“九功贡制”的含义？知不知道这件匏器的价值？
如果说对方知道粱九功知道价值，又怎会摆放的如此不显眼？上面还插着一柄不值钱的侍女扇？如果说不知道价值……他毕竟经营东瀛瓢箪，会不研究匏器？况且，他去世的父亲也不知道？
李承一时间心底没谱，只得装糊涂试试，“这也是葫芦做的？”
“确实是葫芦制品，康熙年间，粱九功所监制，好东西呢。”
一句话将李承捡漏的想法浇灭！人家清楚着呢！
“这么说算是个文物哦？”李承只得继续装糊涂，拿着笔筒左看右看，似乎很好奇，“葫芦还有方形的？挺稀奇呢，多少钱？”
摊主老者呵呵一笑，又摇摇头，随即报了个价格，“一百五十万，日元。”
其实就在刚才，他还以为李承是个行家，因为看东西的手法给人的感觉很稳，不像一位外行人，可听完对方的言语，又看看年龄，觉得自己想太多——这么年轻会是个行家里手？
“一件葫芦卖这么贵？！”李承发出一声惊叹，三分真七分假。
匏器毕竟是葫芦器，与珠宝玉器不同，它的价值纯粹在工艺上，一万美元出头，价格真心不便宜。
不过，也没他那夸张的惊叹所显示的那么贵，这不过是为了还价作的铺垫。
“能便宜点么？”李承似乎有些不舍，但依旧将这件匏器放在竹根底托上。
“这是一件宫廷器，便宜不了。”摊主摇摇头，伸手将这件匏器挪正，依旧放在刚才的位置上。
这话有破绽，李承有了还价的由头，挠挠头，故作不解，“我听说过，御制用品的款儿不是康熙某某年制吗？你的这件葫芦笔筒，可是人名款呢。”
嗯？摊主老者一愣，这件东西入手五十多年，过目的人不少，都说是清廷御贡，可还真没人提到过，为啥用的是人名款？
时钟勉是四国岛爱媛县人，他生于津门，一直到十七岁才被父亲送回国内读书。
小时候他生活在津门估衣街一带（解放前津门最大的古玩市场），对津门的葫芦器非常痴迷。八十年代退休后，他开始捡拾起童年的爱好，自己种植葫芦，结合东瀛葫芦制艺开始制作匏器。还别说，这两年还真的被他玩得风生水起，本人还是四国岛爱瓢会会长。
受过父亲的影响，对中华古玩有些了解，但是要说他究竟有多懂，只能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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