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韩全诲不出意外地在凤翔进行了大清洗运动。
一是打击政敌。
例如韩偓，虽然他反对崔胤诛杀宦官，但他的出发点是巩固皇权，而不是维护宦官，所以韩偓也在宦官的打击之列。韩偓的本职工作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翰林承旨），宦官韩全诲在翰林院安排了两个宦官，负责监视翰林学士们，防止其讨论国事，更负责审查他们起草的诏书，防止他们“胡说八道”。
再如卢光启，昭宗初到凤翔，刚刚得到大力提拔（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就被免除了一切实权，给了个太子太保的空头衔，靠边儿站。
二是提拔亲信。
在为数不多的主动投奔凤翔的扈从官员中，也存在个别的投机倒把分子，例如韦贻范。
韦贻范非常聪明地把宝押在了阉党和关西集团身上，积极向韩全诲、李茂贞等行贿，而韩全诲和李茂贞也急于寻找文官集团的代理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韦贻范被火箭提拔为宰相。
一日，昭宗跟群臣宴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茂贞与韩全诲等人悄悄溜走。昭宗忽然问韦贻范，“朕为何巡幸至此啊？”
韦贻范仓皇失措，支吾道：“臣在外，不知道。”
昭宗很生气，继续追问。
韦贻范索性装聋作哑，直接无视。
昭宗怒不可遏，“你怎敢当着朕的面瞪眼说瞎话？”酒桌上鸦雀无声，昭宗又厉声说道：“你既然已经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宰相，就该秉公执政，如果胆敢乱来，朕一定依法办你！”
随后，昭宗回过头来，对韩偓小声（但所有人都能听到）说道：“真该狠狠揍他二十大板，这种人怎么也配当宰相呢？”
韦贻范则举起酒杯，向昭宗敬酒以缓解尴尬。
昭宗同样选择了无视，没有举杯回应。
韦贻范接下来的做法永载史册，他直接把酒杯杵到昭宗嘴上，真正的“灌酒”，“喝酒吧您呐！”
韦贻范仗恃背后的韩全诲、李茂贞，狐假虎威，欺君之甚，遗臭万年！
韦贻范是通过行贿当上的宰相，他自然要把变本加厉，把钱赚回来。在任期间，韦贻范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这也是昭宗厌恶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不凑巧，韦贻范刚当宰相四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惯例，韦贻范是要丁母忧的，为母亲守孝三年，这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三年，韦贻范等不起，他的“投资者”们更等不起。这些行贿者们每天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堵门维权，要求韦贻范返还贿赂款。鼓噪喧哗，不胜其烦。
韦贻范急于复出，于是在阉党和李茂贞那里上蹿下跳，要求重新出任宰相，以兑现“投资承诺”。
迫于阉党和李茂贞的压力，昭宗不得不让韩偓起草征召韦贻范复出拜相的诏书。
韩偓果断拒绝，“我宁可断腕，也绝不起草这份诏书！”并且上疏，指出韦贻范丁母忧不过才两个月，命他复出，实在是骇人听闻，有伤国体！
这不是韩偓的小题大做，在封建礼制之下，“丁忧居丧”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有法可依的，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唐朝的法律就有明文规定，据《唐律疏议》：居丧期间提前换下丧服的，“徒三年”。
也不要单纯的理解为现在的“三年有期徒刑”，虽然意思比较接近，但这个“徒三年”的惩罚程度要比“三年有期徒刑”严厉的多。
隋朝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五刑体系”，分笞、杖、徒、流、死。视其情节严重程度来施加。
而“徒刑”之下，分五等，分别是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徒三年”是“徒刑”中的顶格罚。罪过再大一点，就要用“流刑”了，即流放；再大了，死刑，不解释。
在“徒刑”服刑期间，需要在服刑地点进行劳作，比如矿场，而且对每日的劳作成果也有着明确要求。
所以说，仅仅是提前脱下丧服，就要吃顶格处罚的“徒刑”，可见古人对丁忧居丧的重视程度，绝不仅仅是舆论谴责这么简单。
另外，再看两条法律规定：如果居丧期间“忘哀作乐”，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样是“徒三年”；哪怕是“遇乐而听”，驻足观望别人蹦迪，也要“杖八十”，“杖刑”，大竹板敲后背、臀、大腿，起步价是六十，每次加十，共五档，顶格至一百。
对于国家公务员，相关要求更是繁琐而严格。而丁母忧的韦贻范居然要重回相位，简直就是天理不容。所以韩偓拒绝起草这份诏书。
翰林院的两位监视宦官勃然大怒，对韩偓发出死亡威胁，“你想死吗？”
韩偓根本不吃这套，懒得跟着俩阉人废话，直接把衣服一脱，倒头睡觉。
两位宦官气得浑身发抖，又无可奈何。
死亡，只能对畏惧它的人产生威力，对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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