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棣开始，历代皇帝先是取消了亲王领宗人府事的规定，改由勋旧外戚领宗人府事；后来更是直接将宗人府归于礼部管理，彻底将这股超然的势力消弭无形。
这下皇帝是放心了，可礼部的堂官们就闹心了……宗人府管的是什么？宗室啊！这些人虽然没什么权力，可各个都以天潢贵胄自居，脾气大、架子大，火气更大——因为经过百多年条件优渥的繁衍，宗室人数已经是开国时的好几千倍了，可国家还是得奉养啊，对财政的压力之大，甚至超过了军费。
换成谁当皇帝，都想在这件事上，日朱元璋的先人板板，哪怕那也是他们自个的先人，这狗屎政策实在是太狗屎了，更不行的是，再狗屎它也是祖制，想改没门。
所以历代皇帝和他们的大臣，都致力于削减这方面的开支，虽然不能大张旗鼓的削藩，但可以零敲碎打、积少成多啊。比如说，只要亲王、郡王无子，一死就会除藩，犯了罪也会被直接贬为庶民除藩，甚至连正常可以继承王位的，都会无故拖延数年，因为手续没完成，就不用发俸禄……至于连没有封地的奉国、镇国、辅国将军和中尉们，就更加没有保障了，拖欠苛扣禄米的事情时有发生，换了谁都得怨气冲天。
说句实在的，现在宗人府，就是给宗室们出气用的撒气桶，每天都有人在那里拍桌子骂娘，一言不合便拳脚相加，甚至要死要活。偏偏你还打不得也骂不得，只能笑着赔不是，哄着这些爷，闹心程度堪称天下衙门一绝。
这么有碍和谐的部门，自然不能放在礼部衙门里，所以宗人府并不在东江米巷中，而是被发配到宣武门以南的菜市口南大吉巷胡同里，可谓是眼不见心不烦。
如此惹人厌烦的差事，严讷和李春芳二位‘仙长’自然不会去管的，欺负沈默初来乍到，不由分说便交到他肩上。
官大一级压死人，自己又是初来乍到，沈默只能苦笑着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勉强也能应付过去。
不过总体来说，在当时满朝风声鹤唳，官员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这三位仁厚长官，为礼部官员撑起了一片温暖的避风港，使他们不论原先派别，都得以躲过徐阁老的大清洗，确实是人人羡慕的世外桃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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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道是，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到了腊月里，沈默还是被拖入了风口浪尖，‘罪魁祸首’正是他的同年好友、告发伊王的功臣林润。
因为一切都坐在明处，嘉靖没法贪污他的功劳，加之他与沈默同年，自然也是徐阁老的学生了，所以在大清洗后的大提拔上，素有直名的南京右佥都御史林润，竟被廷推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成为言官系统的三把手……顺便提一句的是，邹应龙为右副都御史，还在他之下。
得以进阶高位，林润士气大振，进京后不久，便上了一道《议宗藩禄米疏》，此疏一大白于天下，就如巨石投水，激起轩然大波！
这道奏疏的大意是：‘今天下之事，极弊而大为可虑者，莫如宗藩！因为今日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如河南开封，洪武中惟一个周王府，至嘉靖初郡王已增三十九，将军至五百余，中尉、仪宾不可胜计，举一府而可知天下。今距嘉靖初又四十余年，所增之数又不难推知。’乃是直接向宗室藩王开炮，直指天下第一大弊！
究竟这弊病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计天下财赋每年供京师粮食四百万石，而各处王府禄米多达八百五十三万石，超过供京师之粮一倍以上。如山西存留米为一百五十二万石，禄米则为三百一十二万石；河南存留米八十四万三千石，王府禄米一百九十二万石。以此二省论之，即便田赋粮全征，也不够供王府禄米之半，况且吏禄、军饷皆出其中。因此形成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至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有司困于难供，宗藩苦于不给。于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也就是说，国家的全部收入，要有大半供给王府，而御用、吏禄和军饷这些国家开支的传统大头，却只能在剩下的一半中权宜，国家怎能不疲敝至极呢？
但如何解决呢？林润说‘臣以为宜令大臣和科道集议于朝廷，然后颁论诸王，示以势穷弊极，不得不通之意。令户部全计赋额，以十年为准，大约兵荒、蠲免、存留费用几何，王府增封几何，禄米及诸费几何，令宗藩晓然，知赋入有限，而费出无穷，共陈善后之策，然后通集众论，请皇上定夺，以为万世不易之规。’
他也没有好办法，建议大家凑到一起开会解决……
嘉靖也许是被宗室摆了一道、险些连命都丢了，也想狠狠治治这帮蠹虫，所以便将林润的奏章明发朝中，命百官进行讨论，看看谁有什么好办法。而那厢间，宗室藩王们也不是任人宰割的主，纷纷派人进京活动，坚决抵制这种不可饶恕的‘倒行逆施’。
而宗人府作为连接朝廷与宗室的纽带，自然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处在十分微妙的境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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