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相对论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曾经构建出无数种可以富国强兵的法子，很多法子都被渴望强大的诸侯们所选用。
那时候的君主们对富国强兵的渴望几乎没有底线。
在一个需要竞争的世界里，需要保证自己统治不会被瓦解的时代里，君主们考虑的更多的是自身。
威胁太多，人们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在最要命的几个点上，余者，不足论。
所有的幸福生活都来自于战争结束！
只有当战争彻底结束了，人们才有多余的心思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所以，秦法，在战国时期被百姓们忠实的遵从了，当战争结束之后，对于生命威胁最大的战争没了，人们自然就会回过头来考虑继续遵从严苛的秦法，是否还有必要。
于是，秦——二世而亡！
“法家诸子，大多沦为帝王鹰犬，即便是商鞅也未能逃脱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
李斯初学儒，道两法，后来因为需要钻研了韩非之学，继而将法家之事纳入行事准则，最终也落得一个身败名裂，身死族消的下场。
到了我朝，侯封，晁错，郅都，宁成，张汤，哪一个看起来对我大汉都有大功，然则，他们的下场如何？
听闻云侯曾经冒天下之大不韪，送别了张汤，那么，云侯应该知晓，但凡是与法家结缘者，都没有好下场。
他们太重威权，最后死于威权之下也算是死的不冤。
董仲舒一心想要将我儒家发扬光大，老夫初期甘愿为其门下走狗，甘愿为他奔走。
然而，这个老贼为了儒家兴盛，却忘记了我儒家本该坚持的道义——从道不从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恒言君之恶是为忠！
法家要求臣民像狗一样跪伏在君王脚下，所谓‘君恩隆于父恩’简直违背人伦，为了君王可以弒父，杀母，不但不受惩罚，反而歌功颂德！
非人哉！
《尚书》有言：抚我则后，虐我则仇！
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如此，方为我儒家，行此事之人，方能称之为儒！
以天下之民为心头之肉，以四海百姓疾苦为身上之衣，施大善，行大义，方为儒门大弟子！
云侯也是我儒家门下名宿，十年间，西北理工异军突起，行走天下与我儒家大义相亲相近。
西北理工处处为民着想，处处行大义慷慨无私，这才是我儒家之精神所在。
董仲舒沾染法家，下场必定与李斯之流毫无二致，大浪淘沙后，正该是云侯这等盖世英雄雄起之时。
西北理工的学说必将绵延万年！”
夏侯静一口气把要说的话全部说了出来，然后就笑着起身，拱手告辞，连云琅的答复都懒得听。
很多高人就是这样，用一堆大道理将你逼到墙角，明明没有选择的余地，却非要说他从来都没有逼迫你接受。
这种人非常的可恶。
霍光拍着嘴巴从里间走出来，这就是一个没心没肺的混蛋，夏侯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似乎对他没有半点影响。
“都是一些老套的套话，师傅过虑了。”
云琅抬起头瞅着霍光道：“那就说说你的道理，反正，我是被夏侯静的一番话给打动了。”
霍光道：“问题是我们是西北理工啊，不是儒家，现在虽然被董仲舒将我们纳入到儒家体系之中，我们依旧是无拘无束的西北理工啊。
对我们而言，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法家，没有一个门派可以成为我西北理工的师门。
就如师傅所言——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法门。
儒家说法家不好，却不知法家乃是救急之法，得利于一时，难以长久。
病重之时，切手跺脚在所难免，饮鸩止渴先活下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商君执政之时，秦国已经被魏国逼迫的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正值生死存亡之际，活命自然是第一优先！
前秦之所以二世而亡，是因为他们没有执政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经验。
以为成法可以在秦国本土执行，就能在六国之地执行，却不知楚人烂漫，齐人懒惰，赵人彪悍，燕人诡诈，韩人得过且过，魏人还活在祖宗的荣光里。
同一个法度，如何能统一这么多不同的人呢？
所以，始皇帝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道路车马，唯独没有统一人心。
而施行秦法，又快又急躁，不听，则刀斧加身。
加上春秋战国两代足足绵延了五百五十年之久，如此漫长的岁月，人们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没有心理上的准备。
如果始皇帝能够用安抚的手段，而不是用严刑峻法，二世皇帝如果不那么荒淫，则，大秦天下会出现一次动乱，而这样的动乱是可控的。
太祖高皇帝穷八年之功，从沛县亭长，成长为大汉国的皇帝这就是明证。
说明，天下百姓已经对战争没了兴趣，陈胜吴广造反，不过是六国人心中最后的一口怨气而已。
大秦覆灭，并非什么法家，儒家之争，不过是天下大势如此而已。
夏侯静太高看他没落的儒家了，也过分指责了在乱世之时可以安定天下的法家
秦二世逆流而上，太祖高皇帝顺水推舟，一个在要命的时节全部干了错事，一个在恰当的时间，干了恰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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