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昺下诏全军动员准备徐州后，敌我两军都在快速向战场汇集，淮东地区已经是战云密布。而事务局的情报显示，蒙元侍卫亲军分两路前来：西路从大都出发行陆路经范阳、真定、郑州南下；东路则选择水路，沿运河经南下，兵锋皆指向淮东地区。
两路来犯之敌虽然同时南下，但是由于现在仍是东北信风盛行之时，行舟南下正是逆风，诸多河段需要纤引才能通航，从而使得两路敌军渐渐拉开了距离，形成西路突出，东路滞后的形势。现下西路敌军已经从郑州渡过黄河，哨探回报他们应是前往汴梁；东路敌军要比西路滞后五日左右的行程，而目的地显然就是徐州。
赵昺分析从大都南下的两路敌军应是敌主力，他们也意识到己方控制了运河，便掌控了北上的通路，且可直接威胁大都的安全。因而暂时放弃淮西，而将主力放在淮东，他们兵分两路先行分别占据新、旧两条运河上的节点城市，阻断自己北上的通路，并形成左右夹击之势，伺机发起会战。
对于蒙元的战略，赵昺并不意外，现在己方发起全线进攻，数路大军齐头并进，看似占据了主动。但明眼人不难看出重点还是在淮东，所以将若整条战线比作一条长蛇，则只要斩下蛇头，就能够打乱整个进攻节奏，也会使己方侧翼暴露，失去掩护后也不得不停止进攻，放弃继续北伐。
现在蒙元军兵分两路气势汹汹而来，赵昺判断应该是欲采用大兵团作战方式与自己一决胜负，这虽说是彰显统帅的开阔眼界，以主力胜负决定区域的归属，可他也清楚越是级别高的将帅，往往越易犯弃小取大最终因小失大的错误。所以对外围据点、关隘弃之不顾以一战定胜负却非明智之举，一旦主力决战失败，则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那便是一溃千里的下场，两淮将得而复失。
徐州之所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守方往往处于优势，正是在于其地四通八达，各方面援军赴援极易，给攻方造成极大的困扰，所以赵昺以为此役决战在徐州，但功夫应该下在外围，只有控制了外围据点后再行围城先立于不败之地，再与之决战才是正道。
赵昺审视着地图，徐州周边可谓是重镇密布，东有下邳、西有应天府（宋之南京商丘）、南有符离及寿州遮护。而他此战的战略目标是夺取商丘，进而收复汴梁。商丘正处于汴梁与徐州之间，于此役而言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同时此城对于宋室来说政治上也极具意义。
商丘又称宋州，“南控江淮，北临河济，彭城居其左，汴梁连其右，形胜联络，足以保障东南，襟喉关陕，为大河南北之要道”，自古就是重要的流通节点城市。太祖赵匡胤曾在宋州任归德军节度使，被认为是赵家的发迹之地，故建国号为宋朝。
因宋州是赵匡胤的龙潜之地，所以真宗景德三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之意。后于大中祥符七年，又诏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共为北宋陪都。升格后在商丘修建宫室，建设宗庙，奉安了太祖、太宗和真宗的御容。
宋在都城及一些重要地方多建有神御殿，但多数只有一位或两位皇帝的御容，而南京同时奉安了三位圣君，由此可见在诸宗庙中占据着原庙圣祖殿的重要地位。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宗被女真人掳走。高宗赵构奉太后懿旨在应天府筑坛登基，可称帝不到半年，迫于金兵强大的军事压力，不得不迁都杭州，与金国隔江相峙，开创了南宋。随之金军大举过境，应天府失守，后曾在金末短暂收复后，又陷于蒙元手中。
不过商丘出了两位‘开国之君’，其重要地位依然不失，若是赵昺再次收入手中，正可彰显自己‘中兴’之功。但是商丘距离盱眙尚有七百里之遥，若是沿运河孤军深入即便收复商丘，而周边的重镇仍处在敌军之手，很容易被截断后路，坐守孤城也难以长期坚守。
因而赵昺在次日又发布诏令，命陈凤林兵出山阳，渡过淮河攻打下邳，取得前进的桥头堡，并阻挡蒙元水路敌军顺河而下；又命都哥率兵五千出泗州沿淮河向西攻取符离，阻敌出援寿州；同时严令禁军第二军都统刘志学加紧攻城，采用一切措施尽快收复寿州，保护大军的侧翼，并伺机渡河北上收复淮南……
“诸位以为如何攻城？”刘志学接到圣旨后，立即召集众将议事，商讨如何尽快攻取寿州，但是半天众将都沉默不语，他只能出言问道。
自他率部出芜湖北渡长江后一路向北攻击，由于两淮敌军主力皆被小皇帝用计吸引到江东，镇守地方的只剩下屯兵，他们形同本朝的州军，编制虽大却多少不一，上万户统兵七千人，中万户统兵五千人，下万户统兵只有三千人，主要用于维护地方治安，缉拿匪盗，战斗力并不强。
且由于拆城，敌军无险可守，往往一战便被击溃，甚至兵马未至，已经闻风而逃。因而第二军除了在庐州之战中费了些力气后，进军途中未逢大战，更多的时候是追着敌军跑。可进入寿州后形势发生了逆转，刘志学以为可以如前轻松夺城，没想到刚进入境内就打了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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