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
吴郡。
今日既不逢五，也不逢十，但是在吴郡市坊之中，依旧是热闹无比，尤其是一些黄金地段，更是满满都是人，挤都难得挤动。
吴郡之中，或许是一开始就没有特意规划，亦或是山水河流所限制，所以除了一些主要的大街是笔直的之外，很多旁街小巷都是弯弯曲曲的，然后周边的房屋便是显得层层叠叠，屋檐挨着屋檐，走廊接着走廊。尤其是在市坊之中，招牌布幌几乎都要相互顶到一起去。
不仅是这些招牌布幌在互掐，就连各家店铺的女招也在互掐，在吴越软语之中或是调笑，或是讥讽，或是指桑骂槐，或是含沙射影，各个都是伶牙俐齿，唇舌之间各呈绝活，引得不少闲汉左看右看，就图一个穷乐呵……
而这些闲汉聚集最多的地方，并不是这些女招之所，而是充满了汗臭味脚臭味和各种臭味的赌坊，大呼小叫的声音一阵接着一阵，里面的人几乎都是红了眼，或是欢呼或是哀叹，每一次开宝，都像是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周边一圈圈的人潮涌动。
作为江东最富庶的城市，吴郡多多少少有几分后世灯红酒绿的模样。
在骠骑斐潜之前，大汉之中的任何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商品，或者说是贸易对于政体的影响。
重农，或者可以说是有些偏执的重农，无疑是影响了大汉之中的许多人，所以华夏很早就有对于农业粮食贸易的理论研究，但是对于更大范围的贸易方面的发展，却一直以来都是落后的。
对外贸易的概念，其实在不同时代之中，有着不同的范围，但是又有异曲同工之处。比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对外贸易是指在各国之间的贸易，往往被利用成为诸侯国之间的坑蒙拐骗手段，而在秦代之后，对外贸易的范围是扩大了，成为了华夏和外族之间的贸易，但是同样的也依旧是成为一种限制的手段，亦或是谈判的一个条件。
华夏古代封建社会，由于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对外贸易在社会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很小，以至于统治者一般对外贸很不重视。特别在建立中央集权封建国家以后，华夏自诩为泱泱大国，认为自己什么东西都有，然后产生了一种华夏『百产丰盈，无物不有』的观念，执政者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一种超然的优越感，把对外贸易看成无足轻重之事。
因此在华夏封建王朝的统治者的观念当中，外贸往往是为了某个战略目的而产生的附加产物。重点是战略，而不是外贸，不是商品，不是经济，甚至可以为了战略而暂时的牺牲经济。
这就必然导致了这种类型的外贸不可能长久保持。
典型的例子就是《管子》。
管仲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视商贸的古代先贤，在他的指导之下，齐国从流落君王一度爬升到春秋霸主，足可见管仲的厉害之处，可问题是管仲最大问题在于他过于重『术』，而忘了『本』，不管是在地数篇还是海王篇之中，都是阐述了一种通过商贸钳制他国的手段，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也难怪后来的儒家子弟对于管子多有批判了。
东汉当下，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与商贸理论有些脱节的朝代了。西汉多少还算是可以，毕竟西汉对于外界是开放的，最早的西北丝路，西南通往身毒的商道，北漠的互市，都是对外贸易的展开，但是到了东汉之后么……
重农抑商使得商业成为了农业的附属品，自然体商人的地位一再被降低，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有大量的官商，地方乡绅充当了这个商人的角色，使得商贸体制走向了官僚商人的结构，使得百姓承受的剥削更加的严苛。
唐代恢复了对外商贸，但是在理论上并没有多少进展，直至北宋的沈括，才有了从封建国家经济角度结合生产、专卖制、货币流通等来考察对外贸易问题的理论发展，他从对外贸易关系来分析当时的铜钱外流问题，然后通过贸易关系来推演和预测，并且以此提出建议解决方案。
而在当下骠骑的影响下，商贸的因果发展，使得就连江东似乎在春天临近的时候，依旧感觉到了冬日的寒风。
西域商品的价格凌冽寒风，吹到了江东。
对于大多数的江东人来说，在中原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很遥远，距离江东人最近的，便是自己的饭碗和身上的衣裳。
今年，江东受灾了。
按照江东士族的观念么，损有余补不足，不是很正常么？当年老桑同学都能平淮，现在没理由江东士族统治阶层不懂罢？所以经过两位张公作为内政主导，动用了庞大的力量推动，汇集了灾区之外的粮食运送到了粮价飙升的灾区。
这么做，没什么问题罢？
正常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也是华夏淳朴的一种美德。
可是问题在于，在这淳朴的美德之中的那些不怎么淳朴的人……
如果单纯的赈灾，自然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在赈灾的同时，还有人想着发点小财呢？
反正灾民多一口少一口，也差别不大，但是自己的小钱钱是不是就可以有机会多一点了？同时在灾区哄抬粮价，什么都借着机会囤，不仅是囤粮食，还囤其他的物资，比如囤盐的，囤醋的，囤酱的，还有囤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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