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治，天下安。县处级官员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职位，也是当今承担责任最重、工作最辛劳的人群，你们才不愧为共和国的脊梁。”祝庸之列举的数据翔实，事例典型，充分论证了县处级官员的重要地位，描述了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的酸甜苦辣，一下子拉近了与听课者的心里距离。
说到县官们的难处，祝庸之几乎点名道姓在举例证。
祝庸之一会儿说蔡文志“到上面跑项目，对方说喝一杯酒给10万元，他一口气连喝了28杯。酒后到医院打吊针折腾了一个晚上，最后答应的资金还是只到位了一半。”
一会儿说李喜良“为了应付来自上级部门的领导和各种名目的检查评比，马不停蹄奔走于一个又一个晚宴，陪领导喝酒吃饭，一个晚上竟然陪了8顿饭，喝的酒自己都数不清多少了。”
在临江市县官当中，流传着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县委书记碰到一件难事，去市里找领导，人家说你是一家之长，谁的孩子谁抱走。回来找县长，人家说你是书记，你都办不了，我更办不了。回家跟老婆孩子说，老婆说你整天不回家，一回家就说工作，出去！”
当祝庸之把这个笑话讲出来，全场又是一阵哄笑，笑得很开心，也很无奈。
等大家笑声住了，祝庸之又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县委书记来省委党校报到学习，进了他的宿舍，突然发现行李怎么没了？你们猜猜是怎么回事？”
课堂上议论纷纷，说出来的答案五花八门，可祝庸之一直在摇头。
到最后还是祝庸之解开了谜底：“这位县委书记下了飞机直接就打车来了党校，他没有养成自己取行李的习惯，他养成了被伺候的习惯。”
全场哗然，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仔细一琢磨，完全反映了某些官员的实际心态和状态。
“我们的有些干部，讲政策不如上访户，讲法律不如钉子户，讲经济不如个体户……这样的官员，是不是该砸了他的饭碗？”祝庸之话锋一转，又通过一系列的现象论述了官员德才兼备是“精品”，有德无才是“次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
“喝酒要讲酒品，下棋要讲棋品，做人要讲人品，为官就要讲官德。”从酒桌到棋盘再到官场，祝庸之娓娓道来，令人深思。
“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上梁不正下梁歪。”祝庸之引经据典，借古喻今，发人深省。
课间休息的时候，温纯走到讲台边，与祝庸之握手问候。
短暂的课间休息之后，祝庸之突然提高了声音，讲到了腐败。
“讲官德，不能不讲官员的腐败。前面我们讲了，当官是一个职业，而如今，这竟然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我们的官员，竟然成了一个高危人群。这说明，腐败已经不是个别人的事了，而是群体性腐败，制度性腐败。”
祝庸之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最大的腐败是干部的腐败。官场的“潜规则”告诉官员们：职位越高越安全，于是为了上升到更高级别的位置，有些官员不再注重官德修养和能力培养，而是官官相护，官企勾结，在失去监控的灰色地带尽可能的积累财富，为买官积攒资本，形成了“有钱的会有权，有权的会很快有钱”的恶性循环。
祝庸之这些大胆犀利的话一说，教室里顿时没有了声音。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以道。这说明，正人君子也是喜欢钱财的，但是，这钱财要来得堂堂正正，你才能取得名正言顺。”祝庸之一一列举已经披露的腐败案件和一个个贪官的可悲下场，真可谓是语重心长，仿佛一个长者在与大家交心谈心。
“我听说，进修班原本安排是要去国外考察的，有没有这回事啊，丁校长？”祝庸之问坐在后面听讲的丁浩。
丁浩回答说，有的，根据市委领导的指示，现在改为去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看看，以学习考察为名出国旅游，这就是一种群体性腐败。”祝庸之毫不客气地，一点也不顾及主人的面子。“我倒是有个建议，井冈山也别去了，不如去参观一下监狱，让深陷囫囵的官员们现身说法，教育意义肯定大于去看朱德当年的那根扁担。”
教室里又是一阵笑声，但很快就止住了。
讲课还在继续进行。
祝庸之扳着手指头给大家算了几本帐。
“一是政治账，一旦撂倒，政治前程葬送，几十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这些，用多少钱也买不回来了。二是经济账，有朝一日东窗事发,不仅非法所得要没收，也将失去已有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甚至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三是自由帐，整天提心吊胆，进了监狱，失去了自由，没有一个贪官不觉得是亏大了。四是亲情账，老婆孩子且不说，最受打击的是年迈的父母，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比比皆是。五是名誉账，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张脸，就算是出来了，又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
祝庸之一笔笔算过来，听课的人无不动容。
课堂上的人，也都随着祝庸之一起用心在计算。
是啊，一个人或者一家人一辈子能花费多少，贪得再多，不敢存银行，不敢高消费，到头来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把祝庸之列举的五本账加起来，搁在心里的天平上掂量掂量，多问几个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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