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孟之祥压制着蒙古人，不让他们去搞鬼搞怪，礼部的官员们轻松多了。
以前蒙古人弄出事来，倒也不一定是他们有意而为，至少他们正使王檝做事地道，有理有节，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人，他也尽力管制着其他的蒙古人别闹事。
然而王檝不是正宗蒙古人，并不能彻底制止蒙古人生事。
一旦出事，礼部官员要负责擦屁股，结果不尽人意，挨朝廷怪罪，民众指责，非常地苦B。
如今孟之祥来了，所谓统军之道，在于一张一驰，孟之祥不单是压制住蒙古人，还引他们到处去观光、吃饭、购物等等，蒙古人受宠若惊。
孟之祥与他们觥筹交错，麾下军官与礼部官员们也与蒙古人打成一片，如此一来，蒙古人呆在临安期间，那是水静河飞，温柔贤良，对比以前的野蛮行径，让礼部郎中邹伸之、员外郎李复礼非常地感慨：“这些人难道不是蒙古人吗？”
不说什么，每次行至御道上，蒙古人都老老实实地走一边去，甚至于没有孟之祥陪同时，也是如此，循规蹈矩，就让邹伸之满意极了。
他的前任，正是因为出使临安的蒙古人走在御道上而丢了官！
……
然而，孟之祥再厉害，也只能让蒙古人做个礼貌人，而在朝堂上的外交场合，他是无能为力。
崇文抑武的大环境下，孟之祥只是个保镖，外交上根本轮不到他上场，而那些上场与蒙古人谈判的宋朝文官们，则受够了蒙古人的气。
宋理宗对于这次宋蒙的外交会谈给予了高度重视，每一次谈完，都要官员们向他汇报。
他让左宰相郑清之挑大梁，主持这次的外交会谈，不过他不用上场，另有参知政事乔行简为他的副手，真正上场的是签书枢密院事郑性之为主谈判手，再有钟震、徐清叟为辅，与蒙古使团正使王檝、副使兔花忒、忽都虎会谈。
钟震，字春伯，善化（湖南长沙）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进士，累迁至端平元年（1234）为吏部侍郎兼同修国史。
徐清叟，字真翁，浦城（胡建）人，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现任华文阁侍讲学士、工部侍郎兼同修国史。
两人皆是清正贤能之人，有气节，都是进士，而郑性之则是嘉定元年（1208年）进士第一，即状元郎，即这次宋蒙的外交会谈，宋朝这边全是进士，没有一个军官！
文官指挥军官打仗，文官主持外交会谈，正是大宋的官场本色，不过，蒙古人可不理会你进士不进士，双方的言辞驳火，三位进士被气得面青嘴唇白，差点进土！
蒙古使臣气势汹汹，前来问罪！
宋朝的端平入洛，给了蒙古人一个极好的机会，他们认为宋人背盟在先，给了蒙古人一个很好的攻击南宋的借口。
元太宗窝阔台当得知南宋端平入洛后勃然大怒，中原是我们大蒙古国打下来的，与你南宋何干？于是决定先礼后兵，派遣使臣王橶前去南宋首都临安质问南宋背盟之事，现在王橶来了，说的话很难听，即“你们宋人果真是南蛮，因为你们无信无义，你们白读了圣贤书，真要是圣贤知道你们的行为，只怕要把你们开革出门！”
他站在信义道德高地上尽情攻击宋朝君臣，能言善辩的郑性之、钟震、徐清叟只能极力辩解，处于下风。
很多问题就在这次会唔中暴露出来，第一，南宋与蒙古草率结盟，只关注联合灭金，却没有详细明确地谈到灭金之后的战后安排问题。
联蒙灭金时，南宋方面草率与蒙古结盟，既没有好好地与蒙古展开明确的谈判，也没有好好地分析形势，考虑接下来的应对措施。从南宋的角度上来说，当时联蒙灭金已是一个不得已的最佳选择，但既然是联蒙，大家总归要谈谈为好，而且需要认真地谈一谈。
比如灭金以后双方的疆界如何划分，双方的关系如何界定等重大事项，可是南宋方面在与蒙古的交涉中却只得到了个口头约定，即联合灭金之后，将河南之地（即黄河以南的土地）给予南宋。
如在蔡州之战中据传南宋大将孟拱和蒙古大将塔察儿又私下里约定陈、蔡二州以东以南为宋朝所有，以北和以西为蒙古所有。
内廷值房里，左宰相郑清之十分恼怒地道：“如果以上两个消息都是事实存在的话，当初这样的和谈简直是太随意太荒唐了！”
众皆默默无语，是的，口头约定算得了什么，在任何时代都不具备法律效力，何况又是关乎宋蒙两国领土划分这样大的事情，白纸黑字的协议签署是最起码的要求，怎能儿戏对待？
其次，前线将领怎么可以私下约定划界之事，有什么权力又有什么效力呢。
郑性之摇头道：“即便是有各自朝廷的授权，那之前的口头约定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道：“黄河以南的区域和陈、蔡二州东南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显然黄河以南范围更广，而陈、蔡二州贴近我大宋地界，疆界差距未免太大，前后矛盾。如此重大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在结盟的当时界定清楚呢？”
不过，去了蔡州前线督战的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贵谊斩钉截铁地道：“我在军中，并无听到孟拱和塔察儿有划界之事，此必为敌虏的离间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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