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明白吗，于是渐渐无人上奏放大炮。
旱情在继续，不过现在仍没有人察觉。
科闱过后，李觉上了一奏。
粮贵伤民，粮贱伤农。国家导河渠，贯江湖，将各地粮食运到京城。越积越多，仓库充牣，露积红腐，陈陈相因，只好赏赐，赏赐不掉，只好处理销售，以至一斗豆仅售价十文钱。赏给兵士，一家不过数口，可一月给粮数斛，能吃得完么？或者出售给京城百姓，等于用这个贱粮变相资养着百万之众，游手之民。但这些粮食运到京城是何其不易，西抵三峡，南极荆湖，包举江吴，旁达浙右，历风涛之险，踰岁月之期，始达建安军，历楚、泗，泝汴流，才运到京城。不说粮贱农民收入变得多可怜吧，就是这一路的民夫，以及诸军傔人（押运粮食的厢兵），离去乡舍，终老江湖，是多么的可怜？
实际这个问题宋九在三司时也在调控。
但一直没有好的办法，例如巴蜀，税粮不适合了，只好用绢代税，结果导致巴蜀绢价坚挺，以至一些聪明的商人将绢贩到巴蜀，再变成税运回来……这更让人无语。
然而朝廷不能不征巴蜀的税啊，不征绢，征粮成吗，征草成吗？将一束草从成都顺三峡长江再顺汴河往京城运？那到了京城是草还是黄金草？或者征钱，请问钱够流通之用吗？
因此宋九也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正好那时赵普还没有进入中书，于是在李昉默许下下了数道命令，鼓励巴蜀各州府的官员奖励百姓植桑种麻。
然后在前年死死按住赵匡义建寺塔的冲动，甚至禁止朝廷铸相关的铜器，大肆铸钱，前后计铸七百多万缗铜钱，又让金铺衙内出资增股，金铺固定资产增加，大家继续一起拿出资本出来吧，然后发行近两千万缗交子。实际就等于变相的增加货币数量。
可这终是权宜之计。
铜不足，铜钱不足，就不敢增发交子。
至于植桑种麻，能彻底解决巴蜀绢难之弊吗？试问能增种多少桑麻，以至满足向朝廷纳税的需要？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不用粮纳税，用什么来纳税？
宋九做了一些调节，但仅是他的军制改革，就省下大量粮草，加上连年丰收，于是京城储粮越积越多，对此宋九也无可奈何。
所以李觉想了一个办法。
既然对农民太不公平，那么只好涨粮价，一斗豆涨成二十文钱。有了这个钱，诸军押粮傔人旧日给米二升，现在就可以给赋钱三百，人心就乐焉了。城中诸军因赏粮过多，可以拿出来卖，屯兵手中耕粮更可以拿出来卖，这不亚于多赐钱给兵士，兵士也就高兴了。粮价涨，官府储粮升值，同样可以获利。只涨到一斗二十文钱，民不会难以承受，农民又能受益。
但说易行难。
这是市场决定的，朝廷想涨到二十文就能涨到二十文？
赵匡义十分欣赏这个奏折，确实相比于其他人等，农民太苦了。辛辛苦苦地耕种一年，一家有几十亩地，累死累活，交纳税务外，除家人吃喝外，能有二三十石余粮，就算好得不能再好。可是一石粮一百文钱不足，这些存粮能售多少钱？二三贯钱又能做什么？原来还有棉花，但现在棉布价格越跌越厉害，连下面的官员都不大喜欢用绵布纳税，以免朝廷亏空。粮食贱委实是过于伤农。
因此将两府三司两制御史台官员一起请到政事堂商议。
大家皆一愁莫展。
王显嚅嚅道：“原来丰收也不是好事啊？”
还有人说酿酒，遭到大家一起翻白眼，酿酒，难道京城百姓不吃饭，净喝酒啊？
宋九说了一句：“今年看样子有些干旱。自古以来物以稀为贵，主要粮食多了，它就会下跌，没有其他良策。若真想解决，只有一法，关中之粮暂时不向京城调动，江淮荆湖两浙粮食往北方调运，但不运向京城，而是运向河北之地。再派官吏察看各州囤粮情况，百姓多寡，酌情于各州库囤积部分粮食。又于京城囤粮部分运向河东，酌情囤积。京城物价是全国物价风向标。夏粮渐渐上来，然而新粮不进京城，陈粮去渐渐出于河东。京城储粮会大量减少，不用国家调度，京城粮价也渐渐会贵起来。自古以来，国家以为天灾人祸，兵灾战事，需备九年储粮。一样是备，仅是部分备于地方，部分备于京师罢了。尽管地方贪墨情况会更严重一点。若是粮价贵，又可以向京城调度。来回调济，粮价自然会平稳下来。况且若有是灾害，州库有粮，就可以立即赈济，节约来回搬运成本，那同样弥补了地方一些不良胥吏的贪墨。再者，三司长吏需酌情处执，若是储粮丰，可令地方官员以他物代税，甚至金银代税，那么就可以直接用它来发官员薪酬以及兵饷。”
是一个解决办法。
然而这样的“宏观”调控，现在各个官员没有那经济头脑，执行下去麻烦会多多。
可粮食确实太贱了，在唐朝物价低廉，钱比宋朝更金贵的情况下，一斗粟售价四五文钱，那就是大治之年了。现在一斗豆仅售价十文钱，可想粮价贱到何等地步？
因此宋九又自嘲道：“陛下，虽然农民苦一点，但若没有兵祸，至少百姓不会因粮贵而饿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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