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谷会议”在定远县召开了多日，张无忌借助鹤笔翁平日里记下来的笔记进行重新整理，真就把《万物一统律》（辩证唯物主义）整理得差不多，至于《万世归一律》（历史唯物主义）就不用想了，要知道司马迁写《史记》前后经历了14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前后历时19年，所以《万世归一律》只有一个总纲，后面的具体内容还要等到革命胜利之后再花个几十年吧。
就像人们因为自己的活动范围太小的原因，会觉得“天圆地方”是真理；人们也会因为活的时间太短，觉得“天不变，道亦不变”。世人往往是抗拒真理的，因为他们都懒于思考。所以，庄子才会感叹：“夏虫不可语于冰，笃于时也；井蛙不可语于海，拘于虚也；曲士不可语于道，束于教也。”
但是好在，能参加“蝴蝶谷会议”的大多数都不是懒于思考的人，懒于思考的人干不出造反这样的事情来。也没有几个儒家的狂信徒，有的都是儒家信徒中low到开始怀疑人生的家伙，例如仕途不顺的施耐庵。
经过多日的讨论，张无忌等人将明教现阶段的纲领定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明国，平均地权”。
是的，张无忌是要平均地权的，他提出以“复兴井田，土地公有”（国有土地制度）为土地政策。这一点得到了广大出身平民阶层的众人的欢迎。在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土地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始终是阶级矛盾的最大着眼点。不如此，不足以号召农民加入明军，所以少数一些地主出身的人，如李善长等，也没有反对这一口号。
……
一番风波过后，军事会议重开。
张无忌重新指着自己凭借印象画出来的简易地图说道：“我早就说过，我们的第一目标就是上光明顶，正式继承明教教主之位，以明教教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教众起义反元。所以，现在我军下一步的目标是庐州。但是庐州墙高城雄，而我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如是强攻，恐怕损失惨重。”
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自古就讲究“师出有名”。便是再过一千年，这种思维模式和战略考量，也依旧根深蒂固的扎根于中国统治者的心中。
而从定远县到黄山，最方便的路线就是走庐州，然后通过裕溪河进入长江，再在芜湖溯青弋江而直达黄山腹地。
这次出兵，张无忌就没有考虑过河流以外的行军路线，唯一一段脱离河流的陆路就是从定远到庐州的那一小段。
没错，河流对缺少牲畜的明军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只有利用这些河流，明军才能运输辎重和其它补给品。在河面较宽，水流不急不缓的地区，明军还可以一起乘坐竹筏，轻松愉快地前行，没有更节约体力的行军方法了。
“正是，庐州是河南江北行省的重镇，也是长江和江浙行省的门户，元军在这里应该驻有重兵，我们贸然进攻，恐怕难以成事。”冯国用和李善长点头赞同道。
在三国时，巢湖流域沿江沿湖地带就已经是吴魏相争之地。诸葛亮在其《后出师表》中称：曹操“四越巢湖不成”，说的是建安十四年至二十二年（公元209年至217年）间，吴魏双方在巢湖展开的四次大战。
巢湖通过裕溪河注入长江，裕溪河在古代被写作濡须水，两者读音相同。巢湖的出水河口名叫濡须口，地处濡须山与七宝山之间，此处两山对峙，濡须水穿流期间。濡须口的上游是宽阔的巢湖湖湾水面，地势十分险要。
濡须口踞山临水的地形地势，使之自然成了当时吴魏交战的战略焦点。建安十七年冬至次年春，曹操兴兵二越巢湖。孙权为拒曹，在吕蒙的建议下，于濡须水东岸的濡须山筑防御城堡，称濡须坞，作为水军的陆上据点。于是，此处的濡须山便被称作濡须口的东关。“东关”这个三国时的军事要塞的名称已沿用作了地名，成了含山县当年古战场旧址上的东关镇的名称。
在《三国志•吴主传》中，裴松之的注对曹操二越巢湖伐吴有一段这样的记载：“《魏略》曰：权（孙权）乘大船来观军，公（曹操）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就是广为人知的三国故事“草船借箭”的历史原型。其发生地点就在巢湖濡须口的东关，草船借箭的人是孙权，而不是诸葛亮。
由于巢湖、裕溪河的重要战略地位，所以蒙古人在庐州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庐州城墙也十分坚固，城防严密。
常遇春等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建议东攻滁州，沿滁河进入长江；有的建议先北上，在蝴蝶谷登船，沿淮河进入长江。但是却被张无忌、李善长一一否定了。
“滁州是扬州路的西部重镇，也是应天和江浙行省的门户，元军在这里驻扎的兵力恐怕比庐州不少；北上蝴蝶谷，沿淮河进入长江，迂回太远，动静太大，会让元军有机会聚集兵力。”
看到自己的建议都被否决了，常遇春等人也暂时没有了主意，目光都投在了张无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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