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荃之妻离开芜湖时候，货船就装了大大小小二十多箱，可见洪秀全的金库已全数落入曾氏兄弟手中。”德龄继续爆料。
“这是你打探到的消息？”
“是。”
“这有什么办法？”太后拍拍手，无奈地很，“自厘金出来，江南军费用度稍有缓解，但江南各军也是半饥半饱，你没瞧见，军机处那么多的折子都是弹劾湘军、淮军、左军、楚军惊扰地方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纵使拿了洪秀全的宝藏，我也挺不起腰杆子要问他们要这个钱。”
“唉！”恭王重重地叹口气，站起身来，走了两步，倏地住脚，满脸懊恼地说：“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如果国库充裕，也就算了，偏偏又穷得这个样子，大乱戡平竟无以善其后，咱们对上对下，怎么交代？”
在座的人都同情恭王的烦恼，然而不免对他的近乎天真的打算，有自寻烦恼的感想。这也怪不得他。以宣宗的爱子，为先帝的同乳，其间虽有猜嫌，而清议认为他是受屈的一方。
去年前的一场政变，对社稷而言，正统不堕，有旋乾转坤之功。这一年来，敬老尊贤，严明纲纪，而信任曾国藩，比起肃顺来有过之无不及。就因为有此一份魄力，内外配合，各尽其善，得收大功，这是恭王的人所难及的机会与长处。
然而天满贵胄，不管天资如何卓绝，阅历到底非可强致，这倒不关乎年龄，在于地位和见闻。他的地位无法接触到末秩微禄的官吏，他的见闻限于京畿以内的风土人情。因此，他的眼光来看，便有了绝大的错误。
除了恭王以外，在座的人都觉得李棠阶指曾国荃为“功名之士”，是个相当含蓄的好说法。因为，不便说他所学的是五代的藩镇，打胜仗只为占城池，占城池只为封官库，封了官库，然后借故回乡，求田问舍。在京的湖南人都知道，早在咸丰九年，曾国荃在家乡构建大宅，前有辕门，内有戏台，搞不清他是总督衙门，还是王府？这个荒谬的笑话，恭王应该知道。李鸿章看他老师曾国藩的面子，卖曾国荃的交情，既克江北，按兵不动，让“老九”独成复金陵之功，好为所欲为，这不过是两三个月前的事，恭王更应该知道。然则看了“宋史”和“十国春秋”上的记载，以为曾国荃克金陵，会象曹彬下江南，收金陵那样，躬自勒兵守宫门，严申军纪，秋毫无犯，然后把南唐二主之遗，自金银珠宝到古玩书画，尽行捆载而北，悉数点交内府。那不是太天真了吗？
这些想法自然不便说出口，那就只有解劝了。只苦于不易措词，说是百战艰难，说是不世勋名，都可以作为恕词，但有曾国荃的那位老兄，摆在一起，相形之下，反显得曾老九的不可耍因此，所有的劝慰，都成了不着边际的闲话，谈得倦了，纷纷告辞。
只有宝鋆留了下来，换了一个地方陪恭王消磨长日。那是竹荫深处，做成茅屋似的一个书斋。彼此脱略形迹，科头短衣，在一班慧黠可人的丫头侍奉之下，随意闲谈，从宫闱到市井，想到什么便说什么，不用修词，也不用顾忌。
这一天谈的，比较算是正经话，话题依然是在恭王的烦恼上，国库支绌，而曾国藩要钱办善后。
宝鋆到底比恭王的阅历要深些，“理他那些话干什么？曾涤生说伪‘王府’一文不名，也不过替他那位老弟，作一番掩耳盗铃的说词而已！”宝鋆以户部尚书的地位又说：“你以为他真会到我这儿来要钱吗？不会！曾涤生的理学，不是倭艮峰的理学。他是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人，打了这么多年仗，要兵要饷，还不是他自己想办法！如今办善后，本该借助于地方的，难道他倒非要朝廷拨款，才会动手？你想想嘛，这话是不是呢？”
恭王笑了：“你这话，刚才当着那么多人，为什么不说？”
“我为什么要说这话？泄了底儿，对我有什么好处？”宝鋆又说：“户部的堂官，实在难当，里里外外都不体谅，真是有苦难言。”
恭王听他的语气中带着牢骚，不由得把他的话又玩味了一遍。管钱的衙门，局外人所求不遂，自有怨言，是可想而知的，似乎内部也不体谅堂官，那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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