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博斯做了咖啡，他把做好的咖啡带到屋后的露天平台，手里拿着前一天复印的出生证明坐在野餐桌旁。他看着文件上的名字和日期，很快就发现自己很难缩小搜索范围。在这些出生证明中，没有一张是及时递交的。这些证明至少是在出生日期的三天之后递交的，他本以为可以把发放日期的延迟作为调查收养之事的线索，希望因此落空了。博斯觉得还是去圣海伦收容院仔细查找一番会比较好。
他知道这将是一条艰难之路。即便是戴着警徽的执法人员，也很难突破有关收养的隐私法。博斯盘算，是否要打个电话给惠特尼，让他找个律师申请开启维比亚娜·杜阿尔特生下的孩子的收养记录，但他明白惠特尼不会这么干。找律师相当于把寻亲计划公之于众，想保密的惠特尼绝不会这么干。
想到《洛杉矶时报》上有关圣海伦收容院的报道还没看完，博斯回到屋里，走到手提电脑旁继续看那篇文章。担心出生证明会被风吹走，落到露天平台下面，他把那沓出生证明也一起带回屋。
《时报》上的文章回顾了圣海伦收容院的历史演变，在圣海伦收容院，本来孩子出生后即被收养，母子再难见面。最近几十年，随着社会的进步，收容院里的母亲们可以留住她们的孩子，并接受相关辅导，和孩子一起回归社会。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十年前被视为社会污点的未婚母亲已经完全被人们接纳了。圣海伦收容院办了几个项目，成功地使单亲家庭能够在社会上立足。
接着报道偏离主题，引用了一些因未婚先孕被逐出家门后在圣海伦收容院的产妇中心得到救助的女人们的叙述。叙述中没有负面的声音。没有哪个女人因为孩子被夺走并送给陌生人而感觉被出卖了。
报道最后提到的一件逸事引起了博斯的强烈兴趣，他意识到这给调查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这件事引用了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妇的叙述，老人一九五〇年到圣海伦收容院生孩子，在收容院待了五十多年。
阿比盖尔·特恩布尔只提着一只手提箱，被遗弃在圣海伦收容院的前门台阶时只有十四岁。当时阿比盖尔已有三个月的身孕，这让她笃信宗教的父母深感耻辱。父母遗弃了阿比盖尔。男朋友遗弃了阿比盖尔。阿比盖尔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在圣海伦收容院生下孩子以后，阿比盖尔便和孩子分离，孩子被人收养了。她只抱了女婴不到一小时。可生下女婴后她还是无处可去。她被允许待在圣海伦收容院，干些诸如拖地板和洗衣服这样的零碎活。她一边在收容院干活，一边上夜校，获得了高中和大学的学历。大学毕业后，她成了圣海伦收容院的社工，向那些和她境遇相似的女人提供咨询，并在圣海伦收容院工作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退休。
阿比盖尔在圣海伦收容院的百年庆典上做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她诉说了自己的故事，她说她的付出获得了无可估量的回报。
“一天我在职员休息室，院里有个女孩过来告诉我，门口来了个追寻收养经历的女人，她想知道自己是如何被收养的，自己的亲生父母何在。她的养父母告诉她，她出生在圣海伦收容院。于是我去见了她，见到她以后，我马上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她的眼睛，来自她的声音——仿佛我早就和她认识一样。我问她在哪天出生，她说她是在一九五〇年的四月九日出生的，这下我知道了，我知道她就是我的女儿。我用双臂搂住她，这些年所有的伤痛、所有的遗憾顷刻之间都消失了。我知道这是个奇迹，上帝让我待在圣海伦收容院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
《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以特恩布尔介绍同样参加庆典的女儿做结尾，报道说，听了特恩布尔的演讲，参加百年庆典的所有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我中大奖了。”看完报道后博斯轻声说。
博斯知道必须去和特恩布尔见一面。记下这个名字的时候，博斯希望特恩布尔在报道发表的八年后依然活着。在世的话，特恩布尔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博斯思索着和老人见面的最佳办法，他把特恩布尔的名字输入手提电脑的搜索引擎。搜索引擎指向几个付费才能进入的网站，但他知道这些大多都是钓鱼网站。博斯在商务社交网站领英上找到一个阿比盖尔·特恩布尔，但他觉得那不会是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博斯决定离开网络世界，试试女儿口中的“社会工程”。他打开圣海伦收容院的网址，找到收容院的电话打了过去。三声铃响之后有个女人接了电话。
“这里是圣海伦收容院，有什么能帮你的吗？”
“呃，是的，你好，”博斯想让对方觉得自己很紧张，“能让我和阿比盖尔·特恩布尔说话吗？我是说，如果她还在的话。”
“哦，亲爱的，她已经好几年不来这儿了。”
“哦，不！我想问，她——你知道她是否还在世吗？我想她年纪一定很大了。”
“我想她还在世。她很久前就退休了，但她没有去世，我想阿比会比我们活得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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